跋涉在文学的路上

叨郎

跋涉在文学的路上

□夏银龙

在我的记忆里，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尽管家徒四壁，住在用泥土垒就的瓦房内，但是简陋的家中一直不缺少书。我父亲大约是1986年的时候，在江苏省灌云县南岗乡一个偏僻的村里谋了份代课教师的职，教授小学语文。据母亲说，父亲是70年代老高中毕业生，加之又在村里做过一阵子青年书记，学识自然很高，村里基本无人能比，她一直很自豪。

我也是。所以在我不算很清晰的记忆里，每到晚上，父亲都要用枕头倚靠在床头，借着昏暗的煤油灯灯光读一阵子书。他读的书不是什么文学名著，更不是什么深奥的哲学等之类的书籍，而是我们俗称的“大书”，也就是通俗小说。待到我能读书认字的时候，我便偷偷从枕头下面和母亲陪嫁来的三角抽屉内拿出来看，我现在能记得上名字的，大约有《五困瓦岗寨》、《隋唐英雄传》、《说唐演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杨家将》、《呼家将》、《说岳全传》、《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里面的刀光剑影、厮杀呐喊、反贼忠臣、阴谋阳谋、生离死别等等都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盘旋，久久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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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我读小说和初中的几年求学生涯中，我没有读过一本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名著，读的最多的就是成纸箱的通俗小说和武侠小说。我最早接触武侠小说，大约是在93年，那个时候刚到初级中学读书。乡下初中教师良莠不齐，初一教我代数的数学老师是一名淮阴人，姓谷，讲课的时候不讲普通话，满口乡音，害得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云里雾里，上课只好瞌睡或走神。凑巧的是，中学内住着一位已退休的汤姓校长，他开了一间书屋，我无意中遛了进去，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让我眼花缭乱，欲罢不能。此后几年内，我便成了他的常客。梁羽生、古龙、卧龙生、金庸……《冰河洗剑录》、《萍踪侠影》、《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绝代双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等，书中的大侠们纷至沓来，让我沉醉其中，缥缈虚幻，再也不想多看一眼要读的正经书本。结果是往往老师们在台上讲课，手舞足蹈，唾沫星横飞，我却低着头在书桌下面翻看小说，体会其中的侠客仗义、刀光剑影、儿女情长，成绩自此一落千丈。

母亲每周给我十元零八角钱的伙食费，我有大约一半是付了租借武侠小说的租金，故不得已时常饿着肚子，或者找同学借钱来满足我阅读武侠小说的愿望。到后来，觉得借书已经不能够满足我的书“瘾”，便开始花钱购买起了武侠小说，因为那精美的封面、正义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住了我，让我欲罢不能，一心只想据为己有。现在，我记不得那个阶段到底买了多少本武侠小说，总之近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书桌内、床下、家里，随处可见花花绿绿封面的武侠小说。记得读初三那年，我从学校搬出，居住到了校外一个带学生伙食住宿的小饭店内，父母给我的伙食钱大多被我买了武侠小说，待学期结束，饭店老板到我家里要伙食钱，一算账好几百块钱。父亲气愤难当，但除了用皮带打我两下屁股，撒散气，也无可奈何。

一直以来，我始终认为，正因为这些通俗小说、武侠小说，使我有了读书的爱好，从小时候就种下了文学的种子，让我最初便吸收了丰厚的文学血液，也是我最原始的文学梦想的萌芽。我今天能一直在文学的路上行走，一直抱着文学的梦想不放，尽管没有什么建树，但我觉得最该感谢的应该是父亲，正是他阅读的那些通俗小说吸引了我，把我带进了文学的大门，懵懵懂懂地接受了现在看来一点也不算正规的文学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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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是1997年9月，父母借了3600元钱，托了关系才得以以高价生的身份，进入到沭阳县城西一个名叫沂河中学的高中学习的。因为武侠小说的影响，我初中读了4年，在留了一级的情形下，成绩仍旧一塌糊涂，数学甚至不知道绝对值，英语不知道一般现在时，唯一成绩好一点的就是语文了，作文时常被老师单独抽出来作为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也算是获得了一点点的虚荣与慰藉。1997年秋，父亲在送我上学之前，命令我脱下裤子，当着村里人的面，拿起皮带狠狠抽了三下，才骑着自行车带我赶往县里。

也就是父亲的三皮带，让我醍醐灌顶，开始发奋学习，此后多年再也没有涉猎通俗演义和武侠小说。也许是因为这些书籍的积累，让我有了想写文章的冲动，除了平时语文老师布派的作文任务，我偶尔开始写日记，写一些四不像的文章。记得高一上学期，学校组织全校作文比赛，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写了一篇论述文，投了出去，未曾想，竟被评为第二名，而且公布在了校门口的阅读橱窗内。这足实让我这个原本穷困自卑的农村孩子，在来自全县的同学中，似乎有了一点阿Q式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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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年底，《沭阳报》忽然刊登了我写的一段话，那段话算起来连小文章都不是。但是，当我拿到刊登我名字的那期油墨味很浓的报纸的时候，还是掩饰不住的兴奋，一遍一遍地读着，整整一个晚上都未能入睡，翻来覆去，想了很多。这也是我记忆中，最原始的一次失眠。报纸连同我的名字就在不经意间，被很多人看到，我的名字也被同学老师逐渐所熟知。两次获奖式样的“事件”，顷刻间点燃了我的写文章热情。我时常一个人，在晚自习后坐在护城河边上，看着城市的灯火和粼粼的水波，搜肠刮肚，苦思冥想。那个时候，正好报纸上刊登了全国各地很多中学生作文比赛的启事，我便写了多篇文章投了过去，未曾想，都有回音，并陆续被评为三等奖、优秀奖。当获奖证书邮寄到学校的时候，一个17岁的孩子脸上满是快乐。随后，我应邀参加了好像设在湖南的“当代全国青少年文艺协会”，光荣地成为一名会员。协会给我邮寄来了相关证件，这么多年，尽管我居无定所，为工作四处漂泊，搬家数次，但是这本会员证一直没有舍得丢掉，迄今还完完整整地保存在家中。

（三）

在我文学梦想启蒙、发芽并开始蹒跚学步的关键时期，我得到了高三语文老师赵曙光先生的很多有益指点和帮助。他在我高中毕业后不久，便调到了淮阴工学院工作，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文学创作一鼓励有加。我在高三分班的时候，有幸分在了赵老师的班级。老师是一个十分负责和严谨的人，他从最原始的语文知识开始，小处着手，纵横捭阖，唐诗宋词元曲、古代散文，教授起来都极其认真，透彻易懂。对于好的学生作文，常常拿到班上公开宣读，我时常有幸被他选中。记得他还曾组织全班学生进行唐诗宋词背诵默写比赛，并自己掏钱买了厚厚的一本带有注释的《唐诗宋词》，用以奖励获胜的学生。在经过激烈的比赛，这本书最终被我获得。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手写了一篇散文《走走停停》，参加了由《新民晚报》等18家晚报社和北京大学等17家重点大学组织的首届”晚报杯”全国创新作文大赛。大约两月后，一张30元钱的稿费单从兰州邮递过来，我的文章最先在《兰州晚报》见报了。随后，便陆续收到来自福州、舟山、济南等地的女生来信，她们说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我文章后给我写信，在信中和我谈论文章读后感和人生。2000年6月，在我高三毕业的前夕，我写的散文《走走停停》经过层层评选，最终获得了一等奖，并由时任上海《文汇报》科技部主任、高级编辑姚诗煌老师点评后编入《获奖作品点评集》一书中。

我十分珍惜每一次获得的荣誉，这也是我在文学创作路上不停脚步艰难跋涉的源动力之一。我如今仍旧正珍藏着这些报纸、证书和书籍。我想等女儿读高中时，我会告诉她，当年她父亲所获得的奖励和荣誉，借此鞭笞女儿，希望她能选择文学，选择读书，并在文学的路上超越我，将我“打败”，我便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我的文学之路没有白走。

高中三年，应该是我文学创作开始起步的三年，也是兴趣培养和获得肯定的最重要的时期。除了赵曙光老师，我高一、高二时候的语文老师姚辉先生，也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他教授我作文的技巧，给我以鼓励，我至今仍旧感激不已。

（四）

2001年7月，我第二次参加高考，考了505分，超出当年本科线25分，在父亲的建议下，填报了南京师范大学历史专业。可惜差了几分，未能被录取，随后被第二志愿西南民族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

现在想来，单从我不断文学创作的作家梦想来看，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分数不够未能进入南师大历史专业读书，而得以进入芳草萋萋、书香满院、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民族大学读书。母校坐落在具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市中心，数千年文化历史的沉淀和特殊的政策，使得民大中文系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教授、专家和学者，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优秀的人才。现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先生就毕业于民大中文系，算起来是我的师兄，也是我一直学习和仰望的目标。去年在上海，有幸认识了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著名彝族诗人普驰达岭先生，他的诗歌随意、大气、充满对生命的思索，让我敬仰。同样，他亦是算是我的师兄，1993年毕业于民大文学系。

在民大深造的四年光阴里，我曾利用闲暇时间有计划地进行读书，在教授们的推荐下，中外文学名著才正式开始进入我的视野。为此，我专门买了一个记录本，详细记录了我所读书籍的名字和日期。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和名字，开始逐渐被我熟知和仰望。我高中的时候，谈了一个女友，她在南通大学中文系学习，我们曾约定一起读书。每周都要写一封信，在信中报告各自的读书情况和心得体会。就这样，上百本的名著，数不清的作家开始滋养我脆弱的文学神经，让我获得了丰厚的正统的文学素养，使我逐渐成长。民大文学院的祁和晖教授、陈筱芳教授、杨树帆教授、钟如雄教授等等，他们在教授我知识的同时，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过关心和指点。他们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一直为我所崇拜和学习。

民大老师们一丝不苟的系统教授，让我获得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初步奠定了我人生观、文学观，形成了我文学创作的模板，使得我有机会继续跋涉在文学的路上。民大四年，算起来，只能是我文学开始学习和积累的时期，由于缺乏生活的磨练，缺少投身社会的经历，所写的文字基本上毫无思想，只是华丽辞藻的堆砌，文章淡而无味，投出去的稿件十有八九石沉大海。也曾灰心和失望过，但是对于文学的梦想却未曾熄灭过，内心里有一种声音时常提醒我，要我坚持住。大三下学期，我开始背默新华字典，搜集素材，雄心勃勃地开始了长篇小说《水汤汤》的创作，历时一个月左右，初步完成了近6万字。后来因为谋篇布局不善，人物过多，加之无人指导，便写不下去了，一直拖延至现在仍旧未有完成，忙忙碌碌，庸庸碌碌，很是惭愧。

我时常在想，在文学这条路上，能走到今天，并且还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我小学直至大学近二十年的读书生涯，给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是书籍凝聚了我创作的热情和激情，同时也是艰辛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的要素，给了我文学的源头，造就了我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形成了今天这样寻找美、寻找感动、寻找善良的眼睛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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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05年7月，我离开成都，奔赴我大学毕业后工作和生活的第一站——江苏张家港市，在张家港乐余镇一家集体制企业任职党群办秘书。尽管我在企业仅仅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匆匆离职，但是却是我文学和文字开始逐渐走上正轨的开端，是告别艰涩、浮华和不成熟，走向简单和平实的开始。

公司安排我住在一个名叫南丰的小镇上，因为工作清闲的缘故，加之一个人初到江南，人生地不熟，内心很是孤寂，所以每到夜晚，我便开始游走在华灯初上的街道和偏僻无人的乡间小路上，用心去感知所见到的人和事物，思索一些简单浅显的道理，而后形成文字。短短月余，我便写出了十多篇散文。在经历几次投稿失败后，大概在7月中旬，《张家港日报》副刊终于刊登了我的第一篇散文《女友的信》。

现在想来，也许时任日报编辑的曹丽珺老师未曾想到，她的一个近乎奖赏性质的文章选用，让一个追梦的文学青年激动好长一段时间，同时也点燃起了我的文学斗志，让我仿佛看到了文学梦想的曙光。她的不经意的“赏识”，更会让我恩记一辈子。此后近三年的时间，张家港日报一直是我文章投稿的重要“阵地”。大约是因为逐渐熟识的缘故，曹丽珺老师对于我的稿件基本上是有投必用，直到2007年，我还会时常收到来自张家港日报的稿费单。

我在张家港工作期间，还曾给《读者》杂志投过稿件，但结果往往是杳无音讯。我记得一天中午，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忽然响起，一位自称《读者》杂志实习编辑的人打电话找我，他说他是江苏沭阳人，在杂志社做实习编辑，因为看到我的简介，知晓我与他是同乡，便给我打电话。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他的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读者》的选稿标准，文章应该怎样写才能受到杂志的青睐等等，与我聊了好长一阵子。他的话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也算是给我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初步指明了方向。那个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一些平实、口语化的散文来读。南丰镇的旧书摊上，一元钱一本的旧《读者》杂志基本上都被我买了下来。我在一个人的宿舍里，不太显亮的灯光下，读着很多记不得名字的作者写的散文，他们拉家常式样的语言风格开始让我入迷，也开始让我深深厌恶和摒弃那种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华丽辞藻，开始逐渐向着文章的本真探索和前进。

2005年9月底，我踏上浙江湖州的土地，开始了在湖州交警支队近一年的工作生活历程。湖州城市尽管不大，建设得也不是很好，但是湖州的山水和人文极其魅力，让我终生难忘。在湖州交警支队工作期间，我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并用四个周末的时间创作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梅园刻》、第一部短篇小说《朱瓦匠》。时任湖州交警支队政治处主任的凌浩良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对我的文学薄才很是赏识，对我的文学创作持十分肯定的态度，对我的临时工身份保护有加，让我有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国家一级作家、《湖州晚报》社副刊编辑马红云老师对我的文字似乎很“偏爱”，一个月四期的副刊竟然连续三期刊登了我的散文和随笔，尽管我与马老师素未谋面，也仅仅只通过两次电话，但我一直把马老师视作“伯乐”，对她充满着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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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006年这两年，是我开始探索着改变“文风”的关键时期，也是我摒弃华而不实的文章创作走向正规、正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我有幸得到张家港日报曹丽珺和湖州晚报马红云两位老师的关爱和支持，有机会在她们主编的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不少文章。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我，奖赏了我，让我丢弃了以往的挫败感，重新赢得了成就感，并找回了信心，获得了前往未有的创作热情。

                              

（六）

苦难是文字的精灵，似乎只有苦难才能成就文字和文学，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如果非要经历苦难，才能让文字开始飞舞，那么我宁愿过着平常、安宁的生活。我是于2006年7月初离开湖州，回到家乡江苏省沭阳县的。从内心来讲，我是很不情愿离开湖州的，那里的山水、人文和古色古香、优游典雅，让我留恋，更让我文思泉涌，但是苦于临时工的身份让我无法获得认同，更看不到一点儿未来，加之相恋多年的女友回到家乡工作，心中一直有所牵绊，故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到了故土。然而，天不遂人愿，同年9月4日晚，刚放学走出校门的女友因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来不及留下任何话语，便从此阴阳两隔，永不再见。此种经历，痛彻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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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仍旧清晰地记得那个阶段所发生的一切。它俨然成了我痛苦和悲哀的另一种根源，深深地重创了我。我的文字开始沉重起来，悲哀的情绪弥漫在每一篇文章中。在女友去世的第49天，当我坐在沭阳县青少年广场拐角的一个网吧中，手敲着键盘写下第N篇纪念文章的时候，泪水汹涌，不可遏止。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深深体味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开始思索着生命的意义、活着的意义。2006年下半年，我在莫可名状的孤独和痛苦中度过，一个人躲在院子里，看着秃树、寒鸦和觅食的老母鸡，听着不远处马路上传来的各种声响，如落单的孤雁，哀鸣不已。这惨痛的经历，影响了我2007年以后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在我的文字里体现更多的是对于人和自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思考和思索。

“再多的苦难，也要面对。只要活着，就要感知美好。”当我阅读完余华先生的小说《活着》后，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我24岁以前，也就是2005年大学毕业之前，如果说我因缺少生活和经历，而写不出有模有样的文章，只是在简单地无病呻吟的话，那么2006年以后，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仿佛顷刻之间得到了一次大换血式的调整，头脑里思考的、手中所写下的已经不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和美好的美好的未来，我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段落，都深深地刻写上了我异于常人的经历和所承受的深层次的痛苦。那些美好的过往，皆已成为记忆，表面平静的生活实质波涛汹涌，暗礁不断。

心中的伤痕无法愈合，唯有文字似乎可以慰藉。2007年1月，我在沭阳文友、忽然花开文学网总编、著名时评作家池墨先生的引荐下，进入沭阳县公安局工作，在经侦队做了一名临时的文职人员，写作一些信息，搞一些宣传，领取每月550元的工资，聊以糊口。从那个时候起，我下定决心，竭力忘记过去，抛弃那种种类类压迫着我的痛苦，开始重新界定自己的生活。我开始重新阅读，大量阅读近现代不同时期的名家作品，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张恨水、徐志摩、沈从文、汪曾祺、董桥、莫言、贾平凹、路遥、苏童、余华、王安忆、毕飞宇……他们的文字深刻地影响着我，同时也滋润着我，让我深陷文字的漩涡中不能自拔。与此同时，我做了不少读书笔记，开始纠正我文学创作的错误观点。我开始用心观察，并连续不间断地进行文学创作，时常在行走的路上、公交车上或者床上，一旦想到好的词句、好的灵感思维，便快速地拿出笔记录下来，随后找合适的时机形成文章。

2008年，我被宿迁市公安局借用，在宿迁连续工作了2年的时间。在公安工作期间，宽松的工作环境让我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创作，在对苦难和艰辛生活不断思索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和文学理念。在2007年年初至2010年下半年我考入灌云县工作截止这段时期内，我主要进行散文创作，兼带小部分诗歌创作。因为在公安工作近水楼台的缘故，《人民公安报》和《江苏法制报》成了我投稿的主要“阵地”。《人民公安报》的编辑黄夏老师和《江苏法制报》的编辑尤莉老师，几年内不间断刊发了我多篇散文稿件，尽管两位老师与我素不相识，但是他们却为我继续点亮文学的灯光，给我以方向，使得我一直坚持不懈进行着文学创作。到灌云县工作后，我顺利加入连云港市作家协会，有机会与连云港的很多作家进行交流。中国作协会员、《连云港日报》副刊编辑王成章老师也曾给过我很多鼓励，在报纸上刊发了我多篇文章，使我感觉到自己始终还是文学大军中的一员，从未曾被抛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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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有文学梦想的那一刻算起，严格意义上算起来已经有十多年的时光，若从2005年我开始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算起，也已近十年。十年来，尽管因为种种因素的干扰，我始终未曾放弃过文学梦想和文学创作。虽然如今人已中年，年轻时候的强烈虚幻式的梦想在逐渐蜕化，趋于理性和平实，在文学创作上也没有多少建树，未曾获得过多少荣誉，但我在文学的路上跋涉的行程不会停止，我简单而伟大的作家梦想不会停止！

2014年8月25日-9月7日凌晨1点于伊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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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郎

银龙弟《跋涉在文学的路上》 读后

伊山脚下伊人唱 伊人漂泊沂水长

江浙辗转文学路 灌云连云正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