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U/ j. H9 l0 Z2 D8 r/ P: m# G0 v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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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后来大家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个村里的人,他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女生脱口用雁北话说:“忘球啦?”(把我们忘了?)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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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L: v9 \! V/ s7 Z! V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后说:“净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欢这样一个组合,我那时已经十分不认同干部子弟那一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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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笑冬:那你怎么跟着这些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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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 o: h; ~1 c) t$ Y& U2 ?) k 叶维丽:是学校分的,除了一个“老初三”的,我和别人都不认识。下乡的高干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很多都去当兵了。我们村一开始去了20多个知青,后来陆续又有来投亲靠友的,最多的时候有30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弟弟”。那时候一个家庭分散在几处太平常了,有的家长就尽可能让孩子们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好互相照应。我弟弟的学校是去晋南,我爸爸妈妈让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阵我们家5口人在3个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济的新华社“五七干校”,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北京。当时中国城市几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妈妈因为腿残废,没去干校,在北京给我们保住了个“窝”。我们村里有些同学在北京就没家了,还有的同学家长被关起来,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知。我们插队那几年,有个男生的父亲在干校突然死亡,至今闹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我爸爸在干校打井几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这就是当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写照。由于我们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7 C: x$ M4 u. x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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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尽是些落难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压抑和不满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没别的出路,只能插队,就来了。第一年年底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冬天地冻得硬梆梆,营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像候鸟一样。+ s2 h1 W7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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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干部不“左”,从来不找我们的麻烦,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内心很希望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伙做事的人,能够参与村里的事务,为老乡们做点儿事。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同学和老乡相处得那么融洽,参与屯子里的公共事务,她们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县别的一些村子里,知青有的当了队干部,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个村的知青在村里几乎“夺了权”,大队小队的干部都有他们,在老乡中威信很高。而在我们村,除了个别男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融进村里的生活,也无意进去。有一度我认真地想要转到“干事儿”的村子去,但最终也没走。一想起在黑龙江的同学,我就惭愧不已。我恨自己无力冲破那堵无形的墙,有时恨得浑身燥热,但就是冲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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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b" n# F! i* u N3 A, ^ x r2 s6 g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墙”的存在。有一次两个知青要结婚,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关系。听说他们两人要在村里结婚,老乡们都很兴奋,觉得可以热闹红火一下了。结果没一个老乡被邀请,连村干部都没请,完全把门关上了,知青们自己开了一个party(聚会)。我想老乡们一定很失望,他们还准备“听房”呢。那两个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村里一年多了,认识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决定不请老乡的。( Y7 g- \5 V" M# X
- Z t; d1 S, x- }- M% u+ P, H 马笑冬:有人提出异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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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L1 \! P2 ~+ J0 d 叶维丽:没有,我心里很不舒服,可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这些人里还有人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呢。“解放全人类”是四中老红卫兵组织,男生中有几个人曾经和这个组织有关系。他们在自己的锄头上刻着“解放全人类”,每天上工扛着这么个锄头,我觉得特可笑。 r2 u! D/ Y- Q9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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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里后不久,知青就分为两派。这种派系之争特别无聊,而有人却把它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两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两派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分歧。我想是有个别男生权力意识特别强,习惯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就把它带到农村来了。两派都以男生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没参加。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外人”的感觉非常强,既不是老乡中的一员,也不满意某些知青的拉帮结派,成了“两个世界”之外的人,一个人很孤单。) V2 W* ~; R" k. {# D! ?4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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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香肠之类凑在一起,再从老乡家买些豆腐、鸡蛋,做一顿好吃的解馋。我们平时的伙食干的是玉菱窝窝,稀的是玉菱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时放山药蛋。雁北地区蔬菜种得少,老乡很少吃鲜菜,一年到头吃用洋白菜丝和胡萝丝腌的酸菜,叫“烂腌菜”,我们也跟着那么吃。刚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总觉得有股酸臭味。刚去的那年吃不饱,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门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后来能吃饱了,但是没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过年,伙房吃羊肉饺子,有的人先吃一轮,然后到外面去走路“帮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轮、第三轮,没人把肠胃撑破了真是万幸。不知为什么,小米“养”女生,第二年以后女生都红润了一些,男生还是又黑又瘦。但就是这样,我眼看着我弟弟的身体一点一点往上蹿,撑破了一双又一双从家里带来的袜子,补他的破袜子是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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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烧饼夹油条。其实在家时早饭也不吃这个,可能这种最普通的北京早点代表着一种已经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队让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教育,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咱们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农村的生活,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山西,让咱们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后来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动力,大概和我们每个人肚皮的感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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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m) B; j0 ]9 o5 m 两派“打平伙”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在村里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和我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个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轮满月,想起李白的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到特别孤独。你提起在火车上过18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村里过20岁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来,我没有去大伙房吃饭。那时候我们知青还分散住在老乡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里有个连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几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风箱把水烧开,下了一把挂面打上两个鸡蛋,姐弟俩每人吃了碗鸡蛋挂面,算是给我过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机吃顿好的,心里没有什么感触,不伤感,也不想抒什么情,下午照常出工。( R! U: _# W1 d8 t1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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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在我们村知青中,发生了很多“爱情故事”,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插队的几年贯穿着一条“爱情红线”。一帮青年男女朝夕相处,身在两性文化相对开放的乡间,又没有家长的管束,有各种各样的“罗曼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p: {9 o1 \. `/ b$ q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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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最后成全了5对知青夫妻,到现在他们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开玩笑说,上河西“宜婚”。当时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没被拴上爱情红线,而且因为我哪派也不是,这方面的消息往往最不灵通。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说知青之间有性关系时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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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1 W. S9 z) e& H2 u8 A# S1 C 马笑冬:你是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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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1 m* @4 u% x 叶维丽:我们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们7队的饲养房背靠背。一天我听队里老乡说在饲养房院子里发现了避孕套,说一定是“学生们”用完了顺手扔到墙这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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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笑冬:老乡们居然知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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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就是啊,我就是看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我听说以后一下子觉得乌云蔽日,天昏地暗,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3天。从来没有一件事给过我这么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么大的刺激都没让我这样。我至今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也不关心是谁,但一旦知道身边知青中有人这样做,我就想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对整个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反应。是文革中“性”变得极为肮脏吗?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乡之间的种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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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笑冬:我不知该怎么帮你分析,但是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那样反应。文革中“性”变得不但肮脏,而且可耻。不过在我听来,你们插队的可真够开放的,我们在兵团要单纯得多。你说你在知青群体之外,这也让我难以想象。对我来说知青群体特别重要,我和几个知青朋友的友谊是我插队的最大收获之一。3 y* D3 D+ Z( X- }+ c4 k5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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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其实我又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我看不惯某些人的行为做派,但是在政治观点和文化趣味上又和村里的知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后来陆续有人去当兵或进工厂,知青人数少了,派系色彩淡化了,大家相处得比较融洽。我和有的女生成为终生好友。在性的问题上,我后来听到的多了,也不再大惊小怪了。村里的知青也不都是干部子弟,什么“成分”的都有,大家都“蹲底”了,在“一口锅”吃饭,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大大淡化。我们这代城市青年超越家庭出身的互相认同,是在广阔的农村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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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A& \7 F6 x+ u 我不喜欢知青之间无聊的派系之争,但我们那儿比较“自由化”,政治上一点儿都不“左”,这是我喜欢的。林彪事件出来后,大家都觉得出了一口气,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说话也随便了,有时会在一起骂骂江青、张春桥,因为知道彼此政治上看法相似,也不怕有人告密。后来上面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林彪事件后不但不纠“左”,反倒继续反右,大家议论起来都很不理解。陈毅去世,大家的心情一片沉重。这些“子弟”们对上层政治的变化很敏感,因为它和他们自己的命运密切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无论我如何觉得自己站在“外面”。1 i, {) p' \2 j: r5 w0 C
* t8 u: y9 d/ ]- ~- F 另外,我们那儿的学习气氛也很浓,这使我得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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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 a, Q5 B 马笑冬:你们还能学习?学什么?2 D4 y/ S' t1 F0 u" _
5 S8 `4 _. s5 | 叶维丽:有个同学带去他爸爸两大木箱的藏书,其中很多是经典名著,俄罗斯19世纪小说什么的。他父亲在30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记者,因为去干校,北京没家了,只好让孩子把多年的藏书分散带走。除了这两大箱子书,知青之间还传看别的书,有时村与村之间互相交换。有一次从外村传来一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只允许我看一个晚上,我一夜没睡看完了。我们刚去的时候点油灯,晚上看书很费劲。后来一个男生帮助村里“拉”上了电,晚上就能看书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听过书。
# x$ F4 F! F/ t. S+ X% f' [ 马笑冬: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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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有个男生曾经一连好多天,每天晚上下工后讲《基督山恩仇记》。那时秋收快完了,活不太忙,下了工,吃了饭,大家就拿着马扎或是用粗麻绳盘成的坐墩到他屋里去,听他开讲。有一次我们队晚上打夜工,我收工回来从那个男生窗外经过,只见屋里坐了一圈人,那个男生绘声绘色地讲,大家都仰着头很专注地听。我突然觉得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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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K) _/ P! O3 ^: ?5 V" n 我们村的男生大部分是四中高二的,女生是我们学校高二高三的,文革前都准备上大学了,教育水平在中学生中应该算是很高的。里面有几个四中的学习尖子,其中一个过去物理学得特别好,他下工回来总爱琢磨他的锄头,在火里烧来烧去,找最省力的角度。还有一个对国际事务特别感兴趣。我们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只要上面报道哪个国家,他就把有关这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物产、风俗等等都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逐渐积了很多册,简直成了他自编的世界知识手册,他不时拿出来向大家炫耀。 t! s& O# M$ u* I% b% ^" R4 q
+ k9 e% R! b, K% H, _# ] x 我刚去的时候有什么书看什么书,两年后在村里学习气氛的影响下,开始有些计划地自学。那时我已经习惯了田间劳动,下工后仍有剩余的精力。除了下工后晚上学,冬闲白天也学。当时大学还没有招生,谁也不知道以后还办不办大学,但这没有影响我们求知的欲望。我弟弟原来是初二的,他在村里学习空气的影响下,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有个男生特别喜欢英文,带动得不少人都跟着学英文。" y' r* E9 X4 _5 F" K
9 g1 B3 @7 }# c: F/ E 马笑冬:你们在乡下怎么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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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看书,也跟着收音机学。我上学时学过3年,但当时英文不是主课,我也不太重视。开始自学后,我才意识到当年王老师给我们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我至今对她感激不尽。我们很多人都有半导体收音机,很早我们就开始收听“敌台”。我们那个地方很奇怪,不用费劲去找,就可以收到美国之音,BBC,NHK,莫斯科广播电台,而且都挺清楚。有一次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山楂树》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晩》,我们就像听到了仙乐一样。7 K" d$ |6 s) @6 u4 g
" G- x; E( J0 \ G$ o3 \1 b6 J5 Z9 f( c马笑冬:听“敌台”可是犯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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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 F) ^# Y: H2 U. `4 B 叶维丽:我们只是偷偷听,不敢让村里知道。不过即使村里知道了,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o" X9 v: a5 Y' H/ r# X5 o
7 T, W0 J; r, l1 f9 ]( P 美国之音有一个节目叫Special English,说得很慢,单词量限制在2000字左右,是给初学英语的人听的,有段时间讲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历史,每天讲一点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杰弗逊和汉弥尔顿之间的争论,讲杰弗逊自由和人权的观点。我在此之前对美国历史一无所知,听这个节目让我对杰弗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刚来美国学的是美国史,还专门到杰弗逊的家乡参观过,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想想看,在文革期间中国的穷乡僻壤,有个插队知青迷上了杰弗逊,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W* N3 Y/ X! z8 a8 x& c
; m; m1 F" g9 [4 a8 g" o 在我们的生活中,音乐非常重要,我不能想象没有音乐是什么样子。我们村同学爱唱一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叫《歌唱动荡的青春》。“动荡的青春”这几个字那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太喜欢这首歌了,把它称做我们的“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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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 u p+ _( d/ L) i0 k马笑冬:我没听说过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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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w X, w- M9 t0 D9 B& J 叶维丽:它是不太出名,但词曲都很优美。我头一次听到是有个外村女生到我们村里来玩,她已经被招到地区文工团了,是去唱歌的。我们村的男生可能想“震”她一下,就一起唱《歌唱动荡的青春》,结果把我给震住了。其中有一句词是“就像每个青年一样,你也会遇到个姑娘”。那些男生——我弟弟也在里面——对着一个外面来的女生直着嗓门吼出来,有点公开调情的意思。我听得脸直发烧,心想他们怎么这么恬不知耻啊,结果这句歌词我记得最清楚。他们的歌声绕梁而行,余音久久不退——我们的屋子没有纸棚,大梁就露在外面。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男声合唱。3 p% `2 g% L5 u7 j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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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8 T: a/ _: B# c 马笑冬:爱情的词就这么唱出来?真了不起。我们那些年就没唱过情歌。! w |. U3 E; D/ i o3 y1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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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维丽:恰恰是歌唱爱情的歌曲最让我感动。当时在主流文化里爱情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在我们村知青的“小文化”里,爱情又回来了。我们有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都给翻烂了。除了外国民歌,我们也唱文革前的老歌。有一个女生爱唱《百灵鸟》,唱得特别甜,后来再听专业歌手唱这支歌,都觉得没她唱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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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一派人在院子里唱歌——那时派系还很明显。我们知青的院子在村南头,那天月光如水,他们唱到兴起,深更半夜也不停,把“二百首”里会唱的都唱遍了,一首接着一首,里面有大量的情歌,北美的,南美的,东南亚的,欧洲的。我们不唱的人在屋里听,大家听得如醉如痴,没有一个人说太晚了,别唱了。那是一场真正的月光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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