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北大隔壁的清华,也出了一位好校长,他叫梅贻琦。 清华建校至今109年,梅贻琦当了17年校长,是清华史上任职最久的校长。 在梅贻琦之前,和北大一样,清华也不是一所好学校。 校长换了一个又一个,没一个能让学生满意。 今天清华学生给人的印象是理工男和乖乖仔,但是那个时代,清华师生是最具造反精神的。清华校训曾经有16个字,消失不见的8个字是“自由精神、独立思想”。 那时清华学生思想活跃,一言不合就是罢课游行示威。 有一个校长为了压制学生,甚至带兵进入校园,但学生根本不怕。他们站成一排,齐齐上前一步:有种你们就开枪! 这位校长傻了,哪里见过这样的学生!身后的士兵愣了,这群孩子不怕死! 学生们再上前,拉起校长,拥着他进了清华礼堂,逼他当场签字画押,“永远不存当清华校长的野心”。 这个校长还怎么当? 赶走了几个校长,清华学生出名了。清华学生还和政府谈条件,要求新校长不得有党派色彩,知识要渊博,威望要很高,能发展清华。 敢和政府谈条件,敢和军队硬碰硬,那届清华学生太嚣张太狂妄! 这些目空一切的学生,就像野马一样,只待合适的骑手。 校长之位悬空11个月后,梅贻琦来了。 梅贻琦出生于1889年,天津人,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高足。张伯苓,也是周恩来的老师。1909年,梅贻琦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多名考生中,梅贻琦名列第六。和当时赴美留学都选择中国人熟知的学校不同,他选取了当时在中国并不知名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 梅贻琦出身书香家庭,其父原是秀才,后来沦为盐店职员,继而失业,家庭十分拮据。为了及早就业,他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机会,于1915年回到了中国。 半年后,他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 1931年底,梅贻琦走马上任清华校长。 其实,梅贻琦起初并不在候选人名单之列。但是当局考察了一大圈,发现实在无人胜任,才决定请他来试一试。 和蔡元培一样,梅贻琦的就职演说也与众不同。 梅贻琦望着台下人山人海的学生,不紧不慢道:“我希望清华能够在学术上保持他的地位,具体就是在学术方面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大学,应由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梅贻琦继续道:“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学生以为又是以前的货色,又开始骚动起来。 但是梅贻琦接下来的话吸引住了他们。 梅贻琦说:“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二十多年前,马相伯也说过类似的话。当然,梅贻琦表达得更精炼有力。这句堪称中国大学史上最有名的话,一直流传至今。 梅贻琦讲完后,学生们服了! 搞定了学生还不行,还有一堆牛哄哄的教授等着他去摆平。 清华大学接近一年没有校长,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他们权力大到可以罢免校长。 当时清华的教授也阵容强大:陈寅恪、金岳霖、叶企孙、赵元任、冯友兰、朱自清……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没有两把刷子,这些名教授是不会口服心服的。 第一次参加会议,梅贻琦没坐主位,而是在角落坐了下来,示意大家开始讨论。教授们唾沫横飞,梅贻琦端茶倒水。 开完会,大家让校长表态,梅贻琦笑道:“我从众。” 他心目中的大学就这样的,学术自由,人人平等。 梅贻琦身为校长,奉行民主不揽权,校内大事皆由教授评议会民主决断。他把蔡元培当年在北大的作风,带到了清华。 他不爱说话,也没人见他红过脸,因此得了个“寡言君子”的名号。 清华教授们刚开始以为他对公事不大内行,谁知竟是行政老手。 本身就是优秀教师的梅贻琦,身上没官气,加之温文尔雅,待人谦和,教授们很快就接受了他。 清华在梅贻琦的手上,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增设了工学院,并招揽来更多的名师。 若论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人强过梅贻琦。 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华罗庚轰动数学界的时候,才20岁。但他只有初中文凭,还有残疾,但梅贻琦手一挥:“让他来清华。” 华罗庚由此被清华录入,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一路破格,最后成为教授。 文凭不高的吴晗、钱钟书等人,包括没有任何学历的陈寅恪,都是在梅贻琦鼎力推荐下,才得以进入清华任教的。 他评价陈寅恪:“此导师之职位,非陈寅恪不可,虽无一纸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 清华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正是从梅贻琦这里开始的。 蔡元培之后,最像蔡元培的,就是梅贻琦。 在梅贻琦的主导下,清华大学迎来了历史上最黄金的时代,精英一时荟萃清华园。 以1936年为例,当时在职的教师就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 在梅贻琦主政清华的十几年里,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这些人,随便拿出一个,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其后80年,也没见有几人能超越他们。这既是他们的荣耀,也是国家的悲哀。 至抗战前夕,清华已从当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与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国最高学府。连北大校长胡适,都说清华的毕业生比北大的更抢手。 在梅贻琦任校长之前的20年里,清华换过十余任校长。但梅贻琦却从1931年起,连任了17年校长,地位和威望无人可比。 有人问他秘诀,梅贻琦幽默地夸自己姓得好:“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其实事实哪里像他说得这么轻松。只是梅贻琦确实有过人的魅力和超人的毅力,才能坐稳清华校长位置17年。 那些眼高于顶的教授谁都不服,只服梅贻琦,这就足以说明他的魅力。 他的毅力体现之一是,虽然穷得像鬼,但从不乱花乱用公家经费一分钱。这种克制和对自身品行的严格要求,让人叹为观止。 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勤俭。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不沾纨绔习气;二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如此节省。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 抗战时,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更为节省。 据郑天挺《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一文回忆,梅校长做事既稳靠又无私。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西南联大同仁生活极为清苦,形同乞丐。抗战期间清华组成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 有一次,一批西南联大学生要毕业了,梅贻琦获邀给他们讲最后一课。 临近上课了,梅贻琦还没来,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没多久,教室门开了,梅贻琦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然后走上讲台,站在那里大口喘气。 原来,因为家里实在拮据,他的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卖,以补贴家用。这次她去进货,梅贻琦帮着守摊。八点要上课,但妻子七点半还没回来,梅贻琦只好丢下摊子跑回来。 “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讲台上,梅贻琦得意地笑。讲台下,很多学生都擦起了眼泪。国民党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党的孩子”,而梅贻琦则坚持让学生做“真理的孩子”。最后梅贻琦成功了。 他就像《三体》里的执剑人,守护着清华和真理。 国民党退台前,梅贻琦面临走还是留的选择。最终,梅贻琦遵从了自己的判断,选择赴台。当然,他还有一重考虑。如果他留下,美国的庚子赔款就没有了。他来到台湾后,正是靠这笔钱再造清华,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直到现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每年还能收到庚子赔款的支票。而没有梅贻琦的清华大学,不但再无赔款,而且已气质迥异。 晚年梅贻琦患病住院,甚至无力支付医药费。最后,他欠的医疗费及丧葬费用由清华师生捐款偿还。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 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视若珍宝,从未当众打开过,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住院后也一直放在床下隐秘之处。他去世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包打开,所有人都呆了。原来里面不是重要文件,也不是支票存折,只是一个账本——清华基金账目,从他初掌清华,一直到去世前,一笔笔账目清清楚楚地列着,分毫不差,绝无私用。 在场者无不落泪。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说:梅贻琦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也就无需写什么遗嘱了。 清华离休教授、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他还说:“我研究梅贻琦半个世纪,试图找到先生的一点缺点,直到现在,也没找到。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严谨到没有缺点的人。”如此干净的人,如今还有几个? 梅贻琦去世后,蒋介石亲题“勋昭作育”。 出殡时,千人执绋,万人送灵。 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安葬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中,取名“梅园”。梅贻琦纪念奖章被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生视为最高荣誉。
他这一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著述等身,只是做好了办学这一件事,只是用清正的风骨和沉默的行动,告诉每一个学子,应该怎么做“人”。 清华大学今犹在,世上再无梅贻琦。 主要资料来源:《一日一谈:马相伯口述》、《蔡元培传》、《梅贻琦自述》、《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作者简介】 边城,媒体人,十余年新闻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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