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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霸教育] 北大清华今犹在,不见当年老校长

发表于 2020-7-11 13:48:39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燕赵旗风 于 2020-7-11 14:1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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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今犹在,不见当年老校长

百年中国,如果没有清华北大复旦,将如万古长夜。清北复,如果没有灯塔的引领,今天必定已经泯然众人。
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在烽火连天的漫漫长夜,他们渡江蹈海,南渡北归,用光和热,照亮山河。
他们建造了中国最宏伟的殿堂,接续了中国最宝贵的文脉,也教育出中国最出色的大师。
及至今天,他们呐喊渐弱,但仍有余音,袅袅里依稀是千年前范仲淹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们是谁?先生何在?
盗火者马相伯

1840年,英国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这一年,江苏镇江丹阳,一个男孩出生。信奉天主教的父母为襁褓中的婴儿做了天主教洗礼,这个小教徒就是马相伯。
马相伯从小就非常聪慧。11岁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私塾的学习,决定要去刚开埠不久的上海求学。
200多公里的距离,马相伯徒步了11天,生生走到了上海。
他这一走,一位学贯中西的大人物,便走进了历史。
到上海后,马相伯入读法国耶稣会的徐汇公学(今上海徐汇中学)。十几年后,他熟练掌握了英文、拉丁文、法文、希腊语、日文等7门外语,研究国学、西方哲学神学和法学,以及数理、天文等学科。
马相伯是中国历史上首个掌握这么多门外语的人。
30岁时,他获神学博士衔,旋即出任徐汇公学校长,讲授经史子集。
但是,上帝并不能拯救苦难的中国。
1876年,巨大的饥荒袭击了中国北方,史称“丁戊奇荒”。当时英国外交报告记载:“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的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
灾区成为人间地狱,人们甚至易子而食。
马相伯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他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他要为中国富强另寻他路。
就像他11岁走出家门投奔上海一样,这一次,他要走上的政治和外交舞台,是一个更大但也更凶险的舞台。
他的弟弟马建忠是重臣李鸿章的左膀右臂,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家,今天的韩国国旗就是根据他的意见设计的。
经过弟弟介绍,马相伯投在李鸿章门下。对马相伯在科学和语言上的才华,李鸿章非常赏识,两人亦师亦友,共襄洋务大业。
帝国的余晖里,马相伯的劳碌身影显得可笑又可悲。
马相伯随李鸿章出使各国,翻译文书,筹备借款,呕心沥血。但是大厦将倾,哪怕是大才如李鸿章马相伯,也不能挽其于既倒。
马相伯最好的年华,全部贡献给了洋务运动这项注定失败的事业。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代表朝廷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和外交使者,同坐在谈判桌上的马相伯也背上了无数骂名。可是,无人注意到,《马关条约》最终“将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
个人名声与国家利益,谁更重要?无数人会选择前者,但睁眼看世界的马相伯宁愿自污其名也要让国家少一点损失。
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也不受待见。夸夸其谈爱惜羽毛的人,即所谓名士,会得到欢呼和鲜花。而那些不要个人面子只求国家里子的人,却常常遭万人唾骂。难怪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这样的人,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马相伯的母亲甚至说:“我不曾生过马相伯这样的儿子。”直到去世,母亲也不原谅他。
背负举国骂名,亲人至死不原谅,大半生蹉跎而过,他心如死灰。
马相伯拿出地契,将继承自长兄的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全部捐给教会。
本以为迎来的是人生的凛冬,谁知却是又一个春天。
1901年秋天,另一位中国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蔡元培来到了上海。
这年,蔡元培33岁。这位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来找马相伯学习拉丁语。马相伯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
蔡元培却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如果不懂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西洋。
无奈,马相伯只好说,你已过中年,一个人学了没什么用,最好找些年轻人来。
蔡元培于是找来24人学习。他们来马家不仅学习拉丁文,还学数学、法文。
24个人学成之后,各地有志之士,不乏翰林和孝廉公,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学生越来越多,马相伯索性决定办一所学校,让中国的孩子有书读。
1903年3月1日,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院成立了。学校地址位于今天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震旦”之名,出自梵文的“中国”,寓意是“东方日出,前途无量”。
他为震旦立下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报考学生,只要有一门学科擅长,就可以酌情录取;有学识但没钱交学费的学生,如果有推荐人,即可进校试读,成绩合格,可以免学费。
他认为教育要自立,希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这一观念,后来被写入复旦校歌之中。
马相伯还重建了孔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有才华、愿意学的人,他一律收入门下。
于右任就是典型的例子。1904年,25岁的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卖国,被迫逃到上海。马相伯爱惜其才华,将他收入门下,免学杂费,后来还让他做学校的老师。于右任对恩师感激一生,曾言: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梁启超听说马相伯出山办学,激动地发出贺文:“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马相伯除了教拉丁文外,还教法文和数学。他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数学,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
英文,他从拼音字母教起,使学生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文。当时外国人教英文所用的课本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而马相伯则选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给学生讲习,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全校学生开讲演会,马相伯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加以批评,每人都能发表意见。
关于招收学生,马相伯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都一视同仁招收。他认为,中国的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中国的青年固然需要教育,中国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会了,马上就可以用到社会上去。
好景不长。震旦学院成立两年后,马相伯和投资方耶稣会闹翻了。耶稣会只想教育传教士,而马相伯却坚持“不谈教理”。
矛盾终于不可调和。最后,耶稣会不但解散了学院,更是将65岁的马相伯架到医院,变相软禁起来。
在马相伯的得意门生于右任的带领下,学生们誓死和马校长站在一起,“可以无震旦,不可无校长”。
为了让学生们有书读,马相伯拄着拐杖,到处求人筹款。
60岁之前,他也满世界筹款,那时是为了给将死的满清输血。现在的筹款,是为了中国的栋梁,为了中国的明天。
1905年9月14日,在废弃的提督衙门的破烂屋舍里,一百多个学生,没有桌椅,只有一块黑板,加上一个老人,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成立了。
“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意为“复兴中华”,同时也包含了“恢复震旦”的含义。
事实证明,一所大学,重要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

 楼主| 发表于 2020-7-11 13:50:11
复旦公学,虽然条件艰苦,但在马相伯的悉心教导下,一些日后如雷贯耳的人物,于右任、竺可桢、李叔同、陈寅恪、邵力子、黄炎培……昂首走出,如日月星辰般,照亮了更多人。
辛亥之后,马相伯出任过南京首任市长,当过总统府的高等顾问,也在蔡元培的邀请下代理过北京大学的校长。
1939年11月4日,100岁的马相伯被家人带着,千里逃难,数次转运,最后客死越南谅山。家人知道他想葬在中国,骗他已回到国内。至死,他都以为身在祖国。
这位多寿多辱的百岁老人,在生命的余烬里,泣不成声:“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是没把中国叫醒。”
救中国,有人用革命,有人用文学,有人用科学,马相伯选择了教育。
这条“老狗”,身负绝学,走遍世界,心怀中华,却命运多舛。到了晚年,才转而教育救国,为此不惜毁家兴学,以启民智。
这样的先贤,这样的盗火者,才是我们民族的真正脊梁。有了他们,中华才能薪火不绝,生生不息。
马相伯去世后,他的学生于右任痛挽恩师: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蔡元培
马相伯去世后4个月,他的学生蔡元培口吐鲜血,摔倒在地,抢救无效后,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73岁。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喃喃自语,“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这是他留在尘世的最后言语。
把时钟拨回1901年。
这一年,蔡元培拜师马相伯。
“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马相伯的这句话,影响了蔡元培以及后来的北大。
这时距离蔡元培执掌北大还有15年。
33岁的蔡元培,此前本可有一个锦绣前程。他出生于地杰人灵的浙江绍兴,16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成为进士,27岁又被提升为翰林院编修。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特别赏识他,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
蔡元培一度是绍兴乡人口中的励志典范。小他17岁的周作人,自小就对他仰慕万分。
他本来是可以安安静静做一个学者的。但甲午战败,让蔡元培无心钻研诗词学问。尤其在他所崇拜的谭嗣同被杀害后,蔡元培更觉得朝廷无可救药,毅然辞官回到家乡绍兴,出任中西学堂的校长。数年后,他应聘到上海南洋公学担任特班生总教习,并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
蔡元培不仅仅有文才,更有武胆。在这期间,蔡元培还与一批反清义士成立了光复会,准备以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政府。他还自学化学,学习配置毒药和炸药,还教了很多女学生,他认为女性用毒药刺杀会更容易成功。
在晚清的革命党人之中,蔡元培素以果敢好斗著称,邹鲁说他“心狠手辣”。在同盟会内部,作为浙派首领,蔡元培的声望和实力,是可以与孙中山为首的粤系分庭抗礼的。但蔡元培权力欲不强,又厌恶革命党内部斗争,所以最后远走高飞。
39岁时,蔡元培赴德国游学。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西学理论。他还十分注重研究德国教育制度,认为只有办大学才能救中国。
留德期间,蔡元培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和教育界的地位。
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期内,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发布了中国第一个校规《大学令》和《中学令》。他主张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除此之外,蔡元培还发现并请进了鲁迅、许寿裳等风云人物。
1916年,蔡元培登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舞台,北京大学。在这里,他成了永远的北大校长。
如果没有蔡元培,就不会有今天的北大。
蔡元培去之前的北大,不像大学,更像衙门。
这所京师大学堂,因维新而起,本质上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学生须是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学生也多半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学而优则仕”。
所有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作中堂或大人。据说有学生带着听差上课,听差进屋屈膝打扦,口呼“请大人上课”。
民国初年,光顾花街柳巷的客人,多半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
所以,1916年底摆在蔡元培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美差。
他的朋友大多反对他去北大,以免玷污名节。“北大已经烂到流脓,若不能整顿,反而污了自己的名声。”
孙中山却劝蔡元培迎难而上,将民主思想带到北洋军阀的心脏。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蔡元培决定北上赴任。
1917年1月4日,是蔡元培到北大校园履行校长职务的第一天。
见识过几任校长的学生顾颉刚,后来回忆:过去,北大校长是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校役都需行礼,校长大人自然是目不必侧视,然而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见到在校门口排得整整齐齐、恭敬行礼的校役,脱下礼帽鞠躬回礼。这一下,便开了北大新风。
当天的报纸上是这样描述的: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成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五天后,在1月9日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从此,中国的大学终于知道如何成为一所大学,知道什么是独立的精神——大学不是权力的依附,也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
演讲一出,全国震惊。

 楼主| 发表于 2020-7-11 13:51:16
这份就职演说,为后来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多年以后,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罗家伦回忆道:“(蔡元培)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才得以真正诞生。
烧了三把火,还要有人来做事。欲想把北大变成真正的大学,招兵买马是关键。
陈独秀是蔡元培请来的第一位大将。
当时,陈独秀只是一介白丁,既无学位,也没教过书。但蔡元培知道他有大才,于是趁陈独秀来京出差,三顾茅庐将他招揽。陈独秀被感召,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为了能让陈独秀的提案获得教育部的通过,蔡元培还给陈独秀假造了日本一所大学的学位。
在北大哲学门讲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但蔡元培看了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坚持请他来校任教。反复推辞教职未果,在那年有出家念头的梁漱溟,最终在1917年底加入了北大。他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成了北大教师。”
1917年,短短一年中,蔡元培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来校任职或任教。理科方面,他先是任命国内首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又请原在事业部矿业司任地质科长的丁文江主持开创地质门。中国地质学的发端,正是由此而始。
蔡元培广邀新派人士,也聘用留任了不少“旧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他们构成了北大的“旧派”主力。新旧对垒,北大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彻底贯彻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先后辞退了几位学问不好、工作态度又懒散的外教。英国公使朱尔典甚至亲自施压,但蔡元培不为所动。
蔡元培还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蔡元培对北大的期许,也体现在他委托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中。
校徽上部的“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是正面站立的人像,意即“以人为本”,要肩负开启民智的重大使命。
同时,蔡元培对学校听课制度进行了改革,“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旁听生,叫“毛泽东”。
蔡元培对美育极端重视。“美育”一词,最早由他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他甚至要“以美育代宗教”。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
《美学》,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亲自开设的唯一课程。1918年,北大文科的国文门、英国文学门和哲学门,都开设了这门课。三年后由于没有任课教师,蔡元培亲自上阵讲课,上课的学生挤满了一两百人的大教室,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
蔡元培到北大之后还有一大改革,就是设立教授评议会,实现教授治校。1917年秋,北京大学评议会成立,成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
因为有了蔡元培,北大才成为后来的北大。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学术的中心。他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梁漱溟评价蔡元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美国哲学家杜威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被后人誉为“永远的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生操劳,一生清贫,至死都无房无地。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后,还拖欠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衣的衾棺木,都是至交好友、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代筹的。
他去世时,烽火连天,抗战方酣,国共也明争暗斗,但双方对蔡元培的去世,都非常惋惜,一致给予最高的评价。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1940年3月10日,蔡元培出殡,全港学校和商店下半旗,上万人相送。
兵荒马乱,蔡元培的灵柩也无法回乡安葬,只能就地暂安。今天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就是蔡元培之墓所在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让蔡元培归骨北大的呼声不断,但北大校方则以燕园范围为文物之由加以拒绝。
不过,青山处处埋忠骨,埋在哪里就是哪里的荣耀。倒是一个连造就北大的老校长骸骨都容不下的大学,还敢说自己“兼容并包”吗?


 楼主| 发表于 2020-7-11 13:53:16
梅贻琦
北大隔壁的清华,也出了一位好校长,他叫梅贻琦。
清华建校至今109年,梅贻琦当了17年校长,是清华史上任职最久的校长。
在梅贻琦之前,和北大一样,清华也不是一所好学校。
校长换了一个又一个,没一个能让学生满意。
今天清华学生给人的印象是理工男和乖乖仔,但是那个时代,清华师生是最具造反精神的。清华校训曾经有16个字,消失不见的8个字是“自由精神、独立思想”。
那时清华学生思想活跃,一言不合就是罢课游行示威。
有一个校长为了压制学生,甚至带兵进入校园,但学生根本不怕。他们站成一排,齐齐上前一步:有种你们就开枪!
这位校长傻了,哪里见过这样的学生!身后的士兵愣了,这群孩子不怕死!
学生们再上前,拉起校长,拥着他进了清华礼堂,逼他当场签字画押,“永远不存当清华校长的野心”。
这个校长还怎么当?
赶走了几个校长,清华学生出名了。清华学生还和政府谈条件,要求新校长不得有党派色彩,知识要渊博,威望要很高,能发展清华。
敢和政府谈条件,敢和军队硬碰硬,那届清华学生太嚣张太狂妄!
这些目空一切的学生,就像野马一样,只待合适的骑手。
校长之位悬空11个月后,梅贻琦来了。
梅贻琦出生于1889年,天津人,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高足。张伯苓,也是周恩来的老师。1909年,梅贻琦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多名考生中,梅贻琦名列第六。和当时赴美留学都选择中国人熟知的学校不同,他选取了当时在中国并不知名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
梅贻琦出身书香家庭,其父原是秀才,后来沦为盐店职员,继而失业,家庭十分拮据。为了及早就业,他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机会,于1915年回到了中国。
半年后,他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
1931年底,梅贻琦走马上任清华校长。
其实,梅贻琦起初并不在候选人名单之列。但是当局考察了一大圈,发现实在无人胜任,才决定请他来试一试。
和蔡元培一样,梅贻琦的就职演说也与众不同。
梅贻琦望着台下人山人海的学生,不紧不慢道:“我希望清华能够在学术上保持他的地位,具体就是在学术方面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大学,应由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梅贻琦继续道:“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学生以为又是以前的货色,又开始骚动起来。
但是梅贻琦接下来的话吸引住了他们。
梅贻琦说:“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二十多年前,马相伯也说过类似的话。当然,梅贻琦表达得更精炼有力。这句堪称中国大学史上最有名的话,一直流传至今。
梅贻琦讲完后,学生们服了!
搞定了学生还不行,还有一堆牛哄哄的教授等着他去摆平。
清华大学接近一年没有校长,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他们权力大到可以罢免校长。
当时清华的教授也阵容强大:陈寅恪、金岳霖、叶企孙、赵元任、冯友兰、朱自清……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没有两把刷子,这些名教授是不会口服心服的。
第一次参加会议,梅贻琦没坐主位,而是在角落坐了下来,示意大家开始讨论。教授们唾沫横飞,梅贻琦端茶倒水。
开完会,大家让校长表态,梅贻琦笑道:“我从众。”
他心目中的大学就这样的,学术自由,人人平等。
梅贻琦身为校长,奉行民主不揽权,校内大事皆由教授评议会民主决断。他把蔡元培当年在北大的作风,带到了清华。
他不爱说话,也没人见他红过脸,因此得了个“寡言君子”的名号。
清华教授们刚开始以为他对公事不大内行,谁知竟是行政老手。
本身就是优秀教师的梅贻琦,身上没官气,加之温文尔雅,待人谦和,教授们很快就接受了他。
清华在梅贻琦的手上,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增设了工学院,并招揽来更多的名师。
若论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人强过梅贻琦。
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华罗庚轰动数学界的时候,才20岁。但他只有初中文凭,还有残疾,但梅贻琦手一挥:“让他来清华。”
华罗庚由此被清华录入,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一路破格,最后成为教授。
文凭不高的吴晗、钱钟书等人,包括没有任何学历的陈寅恪,都是在梅贻琦鼎力推荐下,才得以进入清华任教的。
他评价陈寅恪:“此导师之职位,非陈寅恪不可,虽无一纸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
清华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正是从梅贻琦这里开始的。
蔡元培之后,最像蔡元培的,就是梅贻琦。
在梅贻琦的主导下,清华大学迎来了历史上最黄金的时代,精英一时荟萃清华园。
以1936年为例,当时在职的教师就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
在梅贻琦主政清华的十几年里,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这些人,随便拿出一个,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其后80年,也没见有几人能超越他们。这既是他们的荣耀,也是国家的悲哀。
至抗战前夕,清华已从当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与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国最高学府。连北大校长胡适,都说清华的毕业生比北大的更抢手。
在梅贻琦任校长之前的20年里,清华换过十余任校长。但梅贻琦却从1931年起,连任了17年校长,地位和威望无人可比。
有人问他秘诀,梅贻琦幽默地夸自己姓得好:“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其实事实哪里像他说得这么轻松。只是梅贻琦确实有过人的魅力和超人的毅力,才能坐稳清华校长位置17年。
那些眼高于顶的教授谁都不服,只服梅贻琦,这就足以说明他的魅力。
他的毅力体现之一是,虽然穷得像鬼,但从不乱花乱用公家经费一分钱。这种克制和对自身品行的严格要求,让人叹为观止。
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勤俭。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不沾纨绔习气;二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如此节省。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
抗战时,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更为节省。
据郑天挺《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一文回忆,梅校长做事既稳靠又无私。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西南联大同仁生活极为清苦,形同乞丐。抗战期间清华组成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
有一次,一批西南联大学生要毕业了,梅贻琦获邀给他们讲最后一课。
临近上课了,梅贻琦还没来,同学们开始议论纷纷。没多久,教室门开了,梅贻琦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然后走上讲台,站在那里大口喘气。
原来,因为家里实在拮据,他的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卖,以补贴家用。这次她去进货,梅贻琦帮着守摊。八点要上课,但妻子七点半还没回来,梅贻琦只好丢下摊子跑回来。
  “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讲台上,梅贻琦得意地笑。讲台下,很多学生都擦起了眼泪。国民党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党的孩子”,而梅贻琦则坚持让学生做“真理的孩子”。最后梅贻琦成功了。
他就像《三体》里的执剑人,守护着清华和真理。
国民党退台前,梅贻琦面临走还是留的选择。最终,梅贻琦遵从了自己的判断,选择赴台。当然,他还有一重考虑。如果他留下,美国的庚子赔款就没有了。他来到台湾后,正是靠这笔钱再造清华,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直到现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每年还能收到庚子赔款的支票。而没有梅贻琦的清华大学,不但再无赔款,而且已气质迥异。
晚年梅贻琦患病住院,甚至无力支付医药费。最后,他欠的医疗费及丧葬费用由清华师生捐款偿还。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
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视若珍宝,从未当众打开过,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住院后也一直放在床下隐秘之处。他去世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包打开,所有人都呆了。原来里面不是重要文件,也不是支票存折,只是一个账本——清华基金账目,从他初掌清华,一直到去世前,一笔笔账目清清楚楚地列着,分毫不差,绝无私用。
在场者无不落泪。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说:梅贻琦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也就无需写什么遗嘱了。
清华离休教授、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他还说:“我研究梅贻琦半个世纪,试图找到先生的一点缺点,直到现在,也没找到。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严谨到没有缺点的人。”如此干净的人,如今还有几个?
梅贻琦去世后,蒋介石亲题“勋昭作育”。
出殡时,千人执绋,万人送灵。
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安葬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中,取名“梅园”。梅贻琦纪念奖章被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生视为最高荣誉。

他这一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著述等身,只是做好了办学这一件事,只是用清正的风骨和沉默的行动,告诉每一个学子,应该怎么做“人”。
清华大学今犹在,世上再无梅贻琦。
主要资料来源:《一日一谈:马相伯口述》、《蔡元培传》、《梅贻琦自述》、《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作者简介】
边城,媒体人,十余年新闻从业经验

 楼主| 发表于 2020-7-11 16:12:54
一所大学,重要的不是大楼,而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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