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 2 A& n- ] |3 a i! v! D& o. d6 v
1 Z1 e4 Q% j* L$ X1 b“国民性”一词虽非梁启超首创,但对“国民性”一词阐释得最为深刻、也最为系统的,非梁启超莫属。6 g* p3 N- G6 s0 X/ C4 V6 I; Y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有三大缺点。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4 I- p' F! Z F6 \# P1 C
面对如此这般的“国民性”,梁启超提出的治国理念倒也不甚复杂:改良国家从培养新国民始。这就是“新民说”的由来。) E- z4 a6 q! q7 T ]( V0 s) T* a
怎样改良这个古老的国家?怎样培养新的国民?梁先生给开了一个处方:就是由像他这样已经“醒过来”的精英们,通过办报、办学、写小说、写剧本等方式,来对民众进行启蒙。他尤其推崇小说,认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小说势力之伟大,几乎能造成世界矣。”) m. y0 l& T5 M6 g
梁启超开出的这一个处方,委实有点儿意思,甚至有点儿可爱。他自己曾尝试着写过几篇小说,却很不成功。但他这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及那一整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3 }9 w: g* F# Y8 z2 m7 M" Z
我们知道鲁迅原是学医的。为何弃医从文?他自己曾在文章里写过,好像没有说他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但鲁迅思想上的许多东西,皆源于梁启超却是不争之实。9 n! B) d. p( l& c7 h
但梁启超想到了,却没能做到,而鲁迅做到了。鲁迅以他独特的文笔,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的思路贯彻得最为彻底,造成的影响也最为巨大。同梁启超的思路相同,鲁迅也认为,唯文艺能唤醒人的灵魂,同时又是挽救国家的唯一之路。: w8 @) R3 W( R/ D" l
然而,令鲁迅痛心的、甚至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虽然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作了艰苦的努力,可他却没有看到效果。从鲁迅的文字来看,非但没有效果,“国民性”的某些方面还有着越来越坏的趋势。也就是说,在近20年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甚至有人认为,乃至于偏激!鲁迅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 w, W1 V* L( f+ N @4 ~但鲁迅眼中的青年是个什么光景呢?) w6 s' d9 h' c; P' r H5 E7 {
1925年,他是这样表达自己对青年的不满的:“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 的百姓。”/ ^9 I, u; Q( o) r* D1 `7 w, E# `
1927年,广东革命阵营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惊:“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地敬畏了。”
: j3 D# { v" ?5 y$ X/ x到了1933年,他对青年一代的评价更低了,青年也似乎更令他害怕了——“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a# f5 W9 y* t6 G2 `, Q# s1 c
到了1934年的时候,他竟然不愿和青年们来往了——“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八九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 D( \" c# M6 H/ r% B# ? R正可谓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二十年的努力,得来的不过是“思路轰毁”,鲁迅又一次陷入了孤寂、彷徨、苦闷的精神之境。先思想后制度的“国民性”改造之路,在鲁迅这里走不下去了。
1 ^( R/ e t8 H2 t- L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给鲁迅加了一个“革命家”的头衔,早先我是看不懂的,后来我弄懂了—鲁迅晚年实际上已放弃了用文艺唤醒人的灵魂,继而改造“国民性”的想法。苏联革命的成功给了他新的启示。他说,看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他开始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才能彻底地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0 _8 i/ D3 }0 z$ C* U& ?" v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并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在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上。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痛心疾首地说:“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 {* T4 Y" L3 N U! V
不难看出,那个时代里的人,大凡“醒过来”的,无不深刻痛心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是如此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如此地萎靡不振,奴性十足!毛泽东当初若不是接受了马列主义,就不可能将“国民性”改造思路升级为“以马列主义来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正是由于毛泽东对马列主义这个泊来品的服膺,他认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途径便是将旧中国连根拔起,彻底破坏,然后再造一个全新的宇宙。; T# _: b5 J' o
毛泽东想到了,也做到了,而且做得惊天动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成功了,他成了新国家的缔造者。不容置疑,新的国家的出现,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人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家,感到无比幸福。但这种幸福,很大一部分源自于人们对领袖的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感又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力量的重视有关——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都只有歌颂这两个字——不幸也正在于此:当人们把一己的幸福寄托于某一个人的时候,中国“国民性”里头最出色的那一个部分,也即奴性,就暴露无遗了。我们造就了新的崇拜,而崇拜并不能拔除我们身上的奴性,反倒是奴性会因崇拜而疯狂生长。0 f1 E, O& _6 P
鲁迅摒弃源自梁启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从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中看见了中国的希望。而斯时的毛泽东正着手实施“中国的希望”——在一个名叫延安的荒野之地艰苦卓绝地筹划着改造中国的重任——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只有把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在地,才能解放全中国,才能用新的思路——马列主义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 F* U+ l' Q& ^/ B2 |+ x毛泽东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惜,鲁迅没能看见这一天。但鲁迅的功劳也是大大的,他不但对中国的“国民性”作了最无情的批驳,也把标枪与匕首投向了国民党反动派。他后来能够成为新中国的圣人,就在于他的标枪与匕首投对了地方。
$ B7 Y3 Y3 F/ S8 I* X包括本人在内,我们都认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毛主席认为,我们当时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他老人家要让我们过上人的生活,享受人的尊严。可事实却是,毛泽东之所以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他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如果毛泽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端的能够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我举双手赞成。如果毛泽东不惜犯下大错,搞了那场“文化大革命”,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我不仅要举双手赞成,我宁愿像当时的人们一样,饱含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 v) D+ e, Z8 O. g) S. O& p" X中国人民迎来了解放,也迎来了新的生活。这新生活就包括: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潮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束。这些轰轰烈烈、高潮迭起的群众运动,也即我们的新生活,几乎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全部生活内容。出乎我们想象的是,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的内容。
5 w S, K: x; N; W" W之所以将“文化大革命”称之为毛泽东思想革命的顶峰之作,就在于新中国成立后所开展的诸多运动,并没有让中国的“国民性”有根本性的改观。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而“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他的最后一搏。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鲁迅一样,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罪恶的渊薮。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人们不仅响应领袖的号召“破旧立新”,“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烧掉一切反动文艺作品,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4 T1 M0 Q+ G7 Z, V7 ]
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们——靠造反、靠打砸抢为职志的一代青年茁壮成长。于今,这些青年成了老人,他们成了当下青年不敢“扶”的对象。
6 u/ h4 R- n0 I* f& q, \好在,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依然头脑清醒。他知道由他亲手发动的这场冠以文化之名的大革命,偏离了他所设计的方向。那帮青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可悲的是,这帮青年,不,这代青年却借由革命的名义将身体里的恶弊完全地释放了出来,制造了我们这个民族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打砸抢”——不光“打砸抢”物质,也“打砸抢”人,从革命家到所有的知识分子。
! k8 u( O0 N9 i$ I一代人被一小撮人所利用——这一小撮人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要么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要么是有机会浑水摸鱼的人。这一小撮人无疑成了最可恨的人。说他们唯恐国家不乱,那是政治人物的话语。实际上他们是想阻止毛主席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毛主席虽然识破了这一小撮人的诡计,可他们毕竟都是打着“文革”旗号的,老人家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况一代人的命运就那样地“木已成舟”。
4 U- q7 E6 @; \) T" h2 E3 L9 f无疑,毛泽东发动的战争,发动的革命,都在于他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个民族原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朴实,唐代时中国人雄健阳光,只是在进入晚清后,流氓气才冒出来,而到了“文革”,革命小将们的表现就只能是流氓性质的了。, _7 r; l: u) W" S9 |. L) h
毛泽东晚年是孤寂的,一如鲁迅发现梁启超“用小说更新国民性”并不靠谱之后的无奈心境。而“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无疑给了鲁迅最后的希望。但假使鲁迅高寿,活到“文革”,也许勿需活那么久,活到解放后,活到五十年代,就够了,就足够让他认识到阶级斗志是怎样的救中国了!而我们的毛主席呢?他晚年的孤寂,大约是他将革命搞成功了,可中国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成功、那样美好。——这只是我的揣想。毛泽东的晚年,他所要考虑的肯定不再是革命的事了,而是接班人的事。因为,他培养了那么多接班人,却都 一一离他而去。但如果连革命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国民性”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让人如此闹心的问题呢?
/ y, w+ p7 e" V* a办法,当然还是有的。造物主既然造了这人,岂能不给他们一条生路?
" O# `- I* L# s7 |梁启超、鲁迅给古老、陈腐的旧中国所开出的方子,大都如同医生给人治病,哪儿痛治哪儿。毛主席不同,他是革命家,他要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可是,有点儿不幸,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发生过后,中国的“国民性”尽管不能说依然故我,可要说好了多少,也实在看不出。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民性”反而变得更加令人惊恐。这就怪了,也就不得不令我们深长思之了:为何文、武齐上,竟不能改变我们这“国民性”?
; @5 _# x6 z6 a7 Q# ~9 V与鲁迅同时期的另一个文化巨人胡适,并不赞同鲁迅那种激烈的道德批判。胡适认为,道德的归道德,政治的归政治,试图以道德解决政治,是行不通的。只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出好的“国民性”来。因为好的制度,能约束人性中的恶。
Y5 l( M7 B R4 n, `* U胡适这一思想的源头显然来自西方。而胡适与鲁迅思路的根本差别,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的差别。可惜,胡适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影响到毛泽东。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受了胡适这思想的影响,如果毛泽东的心与胡适是相通的,那么,新中国建立后,那些大大小小的革命就绝不可能发生。当然,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将会改写,中国的“国民性”大约也不至于落到这步天地。
$ t, u f( @' ~0 X历史没有假设这一说。胡适不仅没能与毛泽东的心相通,反而在改朝换代后,成了中共炮击的“美帝国主义走狗”。$ ` G: G I& @4 Q
1948年,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胡毅然决然地登机南行。在吴晗看来,胡适南飞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 u! ^2 l. f* k& @* u$ s9 N而胡南飞后多次对人讲过:“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z' @+ v# S8 ~4 @0 `
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将吴晗逮捕入狱。吴晗的养子、当时只有7岁的吴彰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3 {5 P- K+ z% A, z1 ^1969年10月11日,吴晗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0 u% E7 z2 ?' `. c' A3 H) c
都说对方“走错了路”的两个人,究竟谁才是真正走错了路呢?
5 `5 N+ l% I8 `5 p% \% c对胡适的批判,从1948年就开始了。我们只能说,胡适是极具眼光的人,尽管他落下个儿子在大陆。这个名叫胡思杜的胡适的儿子,虽与胡适划清了界线,甚至发了声明脱离了父子关系,仍未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在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4 u* B' p! P' M6 ?8 \) i* ?0 i; v一个被中共新政权视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人,无论他拥有怎样的智慧、眼光和思想,也不论他对中华文化有多大贡献,他都不可能有好的下场。
0 \$ q0 [2 A. T有人不禁要问:我们为何这么不待见,乃至于仇视胡适呢?难道就因为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倘使他留下了,他能活到1962年吗?他能比吴晗的命运好吗?
. a) @" t, f1 W7 P3 M那么,是他的制度决定论惹谁不高兴了,还是胡适在什么场合说过我们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他说不好管个屁用?我们说好才叫好呢。你听:一首“社会主义好”的赞歌,歌声嘹亮,传遍四方——
; I7 A4 O7 g5 Y6 W, }0 B# g社会主义好,! q6 ?" H" r. L! m$ A# Q
社会主义好!( w$ K: [3 H& T/ _8 w$ ~1 B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 r/ i6 O, ~. l8 D7 G反动派被打倒,1 @& ?6 ?% ^2 y1 b. l! V. u9 g+ h1 h5 } x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1 S* n* Y- W( _, ?6 @3 }
全国人民大团结,
& ^2 n! x; R4 l!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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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m" s5 Z, M4 ^1 ]1 d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我至今都不敢说,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制度该算是怎样的制度?至少在苏联、在东欧,不能算是好的制度。/ ]/ w: p& B7 e+ K+ i
难道一国的“国民性”与这个国家的制度有关?难道胡适的思想乃一正确思想?如果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为何我们要那么猛烈地批判他?批判他思想的荒诞?抑或毒草?妄图毒化我们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的批判是为了不让他的思想得逞,那似乎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能够完成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但现实略显残酷。以研究中国“国民性”小有成就的张宏杰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里写了一段有必要抄录在此的文字——
, P) b0 Q t* a1 ~" n+ G- _& B# x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从鲁迅、柏杨到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或者“训练民众”,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闪念”,试图塑造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248页): v! c' t X+ B& F
没错,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至今依旧鲜活地扎根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处,更扎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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