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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谈] 浴火重生

发表于 2016-6-27 13:03:57 |阅读模式
浴火重生
! U& O$ `& Y; Y) ?
* D, d+ o. q# x. ~* M, i
“国民性”一词虽非梁启超首创,但对“国民性”一词阐释得最为深刻、也最为系统的,非梁启超莫属。
$ N4 s. F7 e$ g( K8 S* D, c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有三大缺点。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 S1 c9 N2 W# ]  C& J/ g
面对如此这般的“国民性”,梁启超提出的治国理念倒也不甚复杂:改良国家从培养新国民始。这就是“新民说”的由来。
. u* h/ b, t* r. I5 m' Z怎样改良这个古老的国家?怎样培养新的国民?梁先生给开了一个处方:就是由像他这样已经“醒过来”的精英们,通过办报、办学、写小说、写剧本等方式,来对民众进行启蒙。他尤其推崇小说,认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小说势力之伟大,几乎能造成世界矣。”
' k2 U1 h/ v4 z- l: N梁启超开出的这一个处方,委实有点儿意思,甚至有点儿可爱。他自己曾尝试着写过几篇小说,却很不成功。但他这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及那一整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
) m0 ?% p! T) r. A; X我们知道鲁迅原是学医的。为何弃医从文?他自己曾在文章里写过,好像没有说他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但鲁迅思想上的许多东西,皆源于梁启超却是不争之实。
7 V( L; K% Q0 Z" I* L* \4 @" {( L但梁启超想到了,却没能做到,而鲁迅做到了。鲁迅以他独特的文笔,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的思路贯彻得最为彻底,造成的影响也最为巨大。同梁启超的思路相同,鲁迅也认为,唯文艺能唤醒人的灵魂,同时又是挽救国家的唯一之路。/ r2 v. `, v5 S5 G+ I
然而,令鲁迅痛心的、甚至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虽然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作了艰苦的努力,可他却没有看到效果。从鲁迅的文字来看,非但没有效果,“国民性”的某些方面还有着越来越坏的趋势。也就是说,在近20年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甚至有人认为,乃至于偏激!鲁迅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5 ]* t& I8 `( R% q, A  D5 H3 S; s5 K但鲁迅眼中的青年是个什么光景呢?
0 i0 g8 A- a0 V0 ]8 e# v1925年,他是这样表达自己对青年的不满的:“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 的百姓。”& k) {. j" o/ [
1927年,广东革命阵营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惊:“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地敬畏了。”
$ v6 \8 c1 v- `, Q$ E- X# u到了1933年,他对青年一代的评价更低了,青年也似乎更令他害怕了——“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I0 z8 E# C' o. T7 Z& V  T
到了1934年的时候,他竟然不愿和青年们来往了——“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八九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0 o, j" M3 p! o* j: g
正可谓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二十年的努力,得来的不过是“思路轰毁”,鲁迅又一次陷入了孤寂、彷徨、苦闷的精神之境。先思想后制度的“国民性”改造之路,在鲁迅这里走不下去了。
" \' v1 P& d1 {5 u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给鲁迅加了一个“革命家”的头衔,早先我是看不懂的,后来我弄懂了—鲁迅晚年实际上已放弃了用文艺唤醒人的灵魂,继而改造“国民性”的想法。苏联革命的成功给了他新的启示。他说,看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他开始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才能彻底地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C: |/ {9 ?+ b5 Z
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并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在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上。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痛心疾首地说:“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3 q! L4 o8 a" ^1 ~, x: M3 q1 F
不难看出,那个时代里的人,大凡“醒过来”的,无不深刻痛心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是如此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如此地萎靡不振,奴性十足!毛泽东当初若不是接受了马列主义,就不可能将“国民性”改造思路升级为“以马列主义来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正是由于毛泽东对马列主义这个泊来品的服膺,他认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途径便是将旧中国连根拔起,彻底破坏,然后再造一个全新的宇宙。
5 ]0 W5 e: u9 P/ T* W' H1 B4 B4 ~毛泽东想到了,也做到了,而且做得惊天动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成功了,他成了新国家的缔造者。不容置疑,新的国家的出现,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人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家,感到无比幸福。但这种幸福,很大一部分源自于人们对领袖的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感又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力量的重视有关——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都只有歌颂这两个字——不幸也正在于此:当人们把一己的幸福寄托于某一个人的时候,中国“国民性”里头最出色的那一个部分,也即奴性,就暴露无遗了。我们造就了新的崇拜,而崇拜并不能拔除我们身上的奴性,反倒是奴性会因崇拜而疯狂生长。
+ z5 a& a7 {: J* C8 v0 S) F) c% r7 X鲁迅摒弃源自梁启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从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中看见了中国的希望。而斯时的毛泽东正着手实施“中国的希望”——在一个名叫延安的荒野之地艰苦卓绝地筹划着改造中国的重任——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只有把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在地,才能解放全中国,才能用新的思路——马列主义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 S5 l4 i" O$ E5 T) n3 R1 {/ O毛泽东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惜,鲁迅没能看见这一天。但鲁迅的功劳也是大大的,他不但对中国的“国民性”作了最无情的批驳,也把标枪与匕首投向了国民党反动派。他后来能够成为新中国的圣人,就在于他的标枪与匕首投对了地方。
0 F$ g9 s$ E$ @. l( Q* o7 d包括本人在内,我们都认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毛主席认为,我们当时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他老人家要让我们过上人的生活,享受人的尊严。可事实却是,毛泽东之所以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他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如果毛泽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端的能够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我举双手赞成。如果毛泽东不惜犯下大错,搞了那场“文化大革命”,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我不仅要举双手赞成,我宁愿像当时的人们一样,饱含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4 r, |2 _6 ~1 ^: Q+ T中国人民迎来了解放,也迎来了新的生活。这新生活就包括: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潮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束。这些轰轰烈烈、高潮迭起的群众运动,也即我们的新生活,几乎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全部生活内容。出乎我们想象的是,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的内容。
7 q" R$ O- ^& N9 l1 O之所以将“文化大革命”称之为毛泽东思想革命的顶峰之作,就在于新中国成立后所开展的诸多运动,并没有让中国的“国民性”有根本性的改观。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而“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他的最后一搏。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鲁迅一样,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罪恶的渊薮。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人们不仅响应领袖的号召“破旧立新”,“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烧掉一切反动文艺作品,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2 A! U5 F( v  S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们——靠造反、靠打砸抢为职志的一代青年茁壮成长。于今,这些青年成了老人,他们成了当下青年不敢“扶”的对象。
( _: A( h: q# M5 l5 t7 o' N好在,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依然头脑清醒。他知道由他亲手发动的这场冠以文化之名的大革命,偏离了他所设计的方向。那帮青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可悲的是,这帮青年,不,这代青年却借由革命的名义将身体里的恶弊完全地释放了出来,制造了我们这个民族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打砸抢”——不光“打砸抢”物质,也“打砸抢”人,从革命家到所有的知识分子。' x  U& z% j6 C: [6 l' H5 q" `+ K
一代人被一小撮人所利用——这一小撮人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要么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要么是有机会浑水摸鱼的人。这一小撮人无疑成了最可恨的人。说他们唯恐国家不乱,那是政治人物的话语。实际上他们是想阻止毛主席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毛主席虽然识破了这一小撮人的诡计,可他们毕竟都是打着“文革”旗号的,老人家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况一代人的命运就那样地“木已成舟”。9 [) q( Q; _6 W/ o/ O
无疑,毛泽东发动的战争,发动的革命,都在于他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个民族原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朴实,唐代时中国人雄健阳光,只是在进入晚清后,流氓气才冒出来,而到了“文革”,革命小将们的表现就只能是流氓性质的了。
" B1 J+ |1 w: r( P# b毛泽东晚年是孤寂的,一如鲁迅发现梁启超“用小说更新国民性”并不靠谱之后的无奈心境。而“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无疑给了鲁迅最后的希望。但假使鲁迅高寿,活到“文革”,也许勿需活那么久,活到解放后,活到五十年代,就够了,就足够让他认识到阶级斗志是怎样的救中国了!而我们的毛主席呢?他晚年的孤寂,大约是他将革命搞成功了,可中国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成功、那样美好。——这只是我的揣想。毛泽东的晚年,他所要考虑的肯定不再是革命的事了,而是接班人的事。因为,他培养了那么多接班人,却都 一一离他而去。但如果连革命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国民性”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让人如此闹心的问题呢?
' i1 X% B; v4 E3 Z6 E办法,当然还是有的。造物主既然造了这人,岂能不给他们一条生路?9 r, E. q- O- ~( i
梁启超、鲁迅给古老、陈腐的旧中国所开出的方子,大都如同医生给人治病,哪儿痛治哪儿。毛主席不同,他是革命家,他要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可是,有点儿不幸,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发生过后,中国的“国民性”尽管不能说依然故我,可要说好了多少,也实在看不出。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民性”反而变得更加令人惊恐。这就怪了,也就不得不令我们深长思之了:为何文、武齐上,竟不能改变我们这“国民性”?
: N; }( K6 ^' S$ Q与鲁迅同时期的另一个文化巨人胡适,并不赞同鲁迅那种激烈的道德批判。胡适认为,道德的归道德,政治的归政治,试图以道德解决政治,是行不通的。只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出好的“国民性”来。因为好的制度,能约束人性中的恶。( f7 F: N; T* U/ H  {- I
胡适这一思想的源头显然来自西方。而胡适与鲁迅思路的根本差别,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的差别。可惜,胡适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影响到毛泽东。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受了胡适这思想的影响,如果毛泽东的心与胡适是相通的,那么,新中国建立后,那些大大小小的革命就绝不可能发生。当然,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将会改写,中国的“国民性”大约也不至于落到这步天地。
9 A( \& R9 ]2 @% I历史没有假设这一说。胡适不仅没能与毛泽东的心相通,反而在改朝换代后,成了中共炮击的“美帝国主义走狗”。
' D; }, T! X  U$ X  g# N0 \1948年,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胡毅然决然地登机南行。在吴晗看来,胡适南飞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 j$ @, e" ^% ]- l9 ~* e+ ]! z而胡南飞后多次对人讲过:“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4 |0 _6 ?0 P* F( W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将吴晗逮捕入狱。吴晗的养子、当时只有7岁的吴彰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M' P/ z5 L: [. s
1969年10月11日,吴晗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0 a: r: o$ w* A5 Q2 u2 Y! d
都说对方“走错了路”的两个人,究竟谁才是真正走错了路呢?$ {/ s: A4 D+ R3 d! }4 k8 Z) Z
对胡适的批判,从1948年就开始了。我们只能说,胡适是极具眼光的人,尽管他落下个儿子在大陆。这个名叫胡思杜的胡适的儿子,虽与胡适划清了界线,甚至发了声明脱离了父子关系,仍未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在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V2 w9 }3 k# }0 n8 e2 a8 m2 P
一个被中共新政权视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人,无论他拥有怎样的智慧、眼光和思想,也不论他对中华文化有多大贡献,他都不可能有好的下场。3 V4 z$ M- ]. L# H3 U2 Q
有人不禁要问:我们为何这么不待见,乃至于仇视胡适呢?难道就因为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倘使他留下了,他能活到1962年吗?他能比吴晗的命运好吗?) Y2 Z1 Q8 B% V$ g" Z
那么,是他的制度决定论惹谁不高兴了,还是胡适在什么场合说过我们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他说不好管个屁用?我们说好才叫好呢。你听:一首“社会主义好”的赞歌,歌声嘹亮,传遍四方——
/ F, u. ]2 w+ A0 _社会主义好,4 J2 E9 Y1 R7 n& D) q8 |' @/ X
社会主义好!3 c7 v2 F, k8 g- x- f% n4 n. e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N" J& s0 U# M6 I0 q6 A" o
反动派被打倒,
  X/ ]+ P) ~' l( q0 F0 q0 k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z! V0 o' K* \1 a3 n' D4 g
全国人民大团结,
6 g( P# s2 l+ w$ z4 d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6 _$ {4 H/ z1 J8 m……
' \6 E- S8 E& n" s" B: I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我至今都不敢说,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制度该算是怎样的制度?至少在苏联、在东欧,不能算是好的制度。
# n% m- B9 N+ o9 }2 q! m$ Q) g难道一国的“国民性”与这个国家的制度有关?难道胡适的思想乃一正确思想?如果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为何我们要那么猛烈地批判他?批判他思想的荒诞?抑或毒草?妄图毒化我们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的批判是为了不让他的思想得逞,那似乎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能够完成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但现实略显残酷。以研究中国“国民性”小有成就的张宏杰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里写了一段有必要抄录在此的文字——) f2 \) V9 O- n5 N: r' f; M- V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从鲁迅、柏杨到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或者“训练民众”,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闪念”,试图塑造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248页)8 ]1 i. q" S$ f, v& |; v
没错,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至今依旧鲜活地扎根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处,更扎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体# t* \* v( ]# ?9 d&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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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7 13:10:53
社会主义好,
5 `  Y5 K5 i! I/ I; v) @/ R社会主义好!
9 ^: F1 F3 S' ^3 m; _7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 }6 O+ i& V7 j反动派被打倒,( m& {$ Q% S0 p% Q9 U8 h) Z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f2 [7 j6 P7 O7 G* I8 G0 L/ a# V5 F; D
全国人民大团结,
1 G0 J- f* v; ^+ H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5 p$ ?1 s7 P/ j*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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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7 13:11:16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从鲁迅、柏杨到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或者“训练民众”,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闪念”,试图塑造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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