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

谷雨斋人 · 发表于 2016-6-27 13:03:57

浴火重生

“国民性”一词虽非梁启超首创，但对“国民性”一词阐释得最为深刻、也最为系统的，非梁启超莫属。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有三大缺点。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
面对如此这般的“国民性”，梁启超提出的治国理念倒也不甚复杂：改良国家从培养新国民始。这就是“新民说”的由来。
怎样改良这个古老的国家？怎样培养新的国民？梁先生给开了一个处方：就是由像他这样已经“醒过来”的精英们，通过办报、办学、写小说、写剧本等方式，来对民众进行启蒙。他尤其推崇小说，认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小说势力之伟大，几乎能造成世界矣。”
梁启超开出的这一个处方，委实有点儿意思，甚至有点儿可爱。他自己曾尝试着写过几篇小说，却很不成功。但他这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及那一整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
我们知道鲁迅原是学医的。为何弃医从文？他自己曾在文章里写过，好像没有说他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但鲁迅思想上的许多东西，皆源于梁启超却是不争之实。
但梁启超想到了，却没能做到，而鲁迅做到了。鲁迅以他独特的文笔，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的思路贯彻得最为彻底，造成的影响也最为巨大。同梁启超的思路相同，鲁迅也认为，唯文艺能唤醒人的灵魂，同时又是挽救国家的唯一之路。
然而，令鲁迅痛心的、甚至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虽然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作了艰苦的努力，可他却没有看到效果。从鲁迅的文字来看，非但没有效果，“国民性”的某些方面还有着越来越坏的趋势。也就是说，在近20年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甚至有人认为，乃至于偏激！鲁迅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但鲁迅眼中的青年是个什么光景呢？
1925年，他是这样表达自己对青年的不满的：“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
1927年，广东革命阵营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惊：“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地敬畏了。”
到了1933年，他对青年一代的评价更低了，青年也似乎更令他害怕了——“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到了1934年的时候，他竟然不愿和青年们来往了——“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八九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正可谓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二十年的努力，得来的不过是“思路轰毁”，鲁迅又一次陷入了孤寂、彷徨、苦闷的精神之境。先思想后制度的“国民性”改造之路，在鲁迅这里走不下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给鲁迅加了一个“革命家”的头衔，早先我是看不懂的，后来我弄懂了—鲁迅晚年实际上已放弃了用文艺唤醒人的灵魂，继而改造“国民性”的想法。苏联革命的成功给了他新的启示。他说，看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他开始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才能彻底地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并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在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上。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痛心疾首地说：“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
不难看出，那个时代里的人，大凡“醒过来”的，无不深刻痛心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是如此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如此地萎靡不振，奴性十足！毛泽东当初若不是接受了马列主义，就不可能将“国民性”改造思路升级为“以马列主义来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正是由于毛泽东对马列主义这个泊来品的服膺，他认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途径便是将旧中国连根拔起，彻底破坏，然后再造一个全新的宇宙。
毛泽东想到了，也做到了，而且做得惊天动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成功了，他成了新国家的缔造者。不容置疑，新的国家的出现，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人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家，感到无比幸福。但这种幸福，很大一部分源自于人们对领袖的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感又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力量的重视有关——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都只有歌颂这两个字——不幸也正在于此：当人们把一己的幸福寄托于某一个人的时候，中国“国民性”里头最出色的那一个部分，也即奴性，就暴露无遗了。我们造就了新的崇拜，而崇拜并不能拔除我们身上的奴性，反倒是奴性会因崇拜而疯狂生长。
鲁迅摒弃源自梁启超的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从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中看见了中国的希望。而斯时的毛泽东正着手实施“中国的希望”——在一个名叫延安的荒野之地艰苦卓绝地筹划着改造中国的重任——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只有把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在地，才能解放全中国，才能用新的思路——马列主义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毛泽东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惜，鲁迅没能看见这一天。但鲁迅的功劳也是大大的，他不但对中国的“国民性”作了最无情的批驳，也把标枪与匕首投向了国民党反动派。他后来能够成为新中国的圣人，就在于他的标枪与匕首投对了地方。
包括本人在内，我们都认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毛主席认为，我们当时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他老人家要让我们过上人的生活，享受人的尊严。可事实却是，毛泽东之所以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他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如果毛泽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端的能够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我举双手赞成。如果毛泽东不惜犯下大错，搞了那场“文化大革命”，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我不仅要举双手赞成，我宁愿像当时的人们一样，饱含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迎来了解放，也迎来了新的生活。这新生活就包括：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潮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束。这些轰轰烈烈、高潮迭起的群众运动，也即我们的新生活，几乎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全部生活内容。出乎我们想象的是，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的内容。
之所以将“文化大革命”称之为毛泽东思想革命的顶峰之作，就在于新中国成立后所开展的诸多运动，并没有让中国的“国民性”有根本性的改观。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而“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他的最后一搏。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鲁迅一样，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罪恶的渊薮。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人们不仅响应领袖的号召“破旧立新”，“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烧掉一切反动文艺作品，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们——靠造反、靠打砸抢为职志的一代青年茁壮成长。于今，这些青年成了老人，他们成了当下青年不敢“扶”的对象。
好在，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依然头脑清醒。他知道由他亲手发动的这场冠以文化之名的大革命，偏离了他所设计的方向。那帮青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可悲的是，这帮青年，不，这代青年却借由革命的名义将身体里的恶弊完全地释放了出来，制造了我们这个民族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打砸抢”——不光“打砸抢”物质，也“打砸抢”人，从革命家到所有的知识分子。
一代人被一小撮人所利用——这一小撮人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要么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要么是有机会浑水摸鱼的人。这一小撮人无疑成了最可恨的人。说他们唯恐国家不乱，那是政治人物的话语。实际上他们是想阻止毛主席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毛主席虽然识破了这一小撮人的诡计，可他们毕竟都是打着“文革”旗号的，老人家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况一代人的命运就那样地“木已成舟”。
无疑，毛泽东发动的战争，发动的革命，都在于他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个民族原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朴实，唐代时中国人雄健阳光，只是在进入晚清后，流氓气才冒出来，而到了“文革”，革命小将们的表现就只能是流氓性质的了。
毛泽东晚年是孤寂的，一如鲁迅发现梁启超“用小说更新国民性”并不靠谱之后的无奈心境。而“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救中国”，无疑给了鲁迅最后的希望。但假使鲁迅高寿，活到“文革”，也许勿需活那么久，活到解放后，活到五十年代，就够了，就足够让他认识到阶级斗志是怎样的救中国了！而我们的毛主席呢？他晚年的孤寂，大约是他将革命搞成功了，可中国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成功、那样美好。——这只是我的揣想。毛泽东的晚年，他所要考虑的肯定不再是革命的事了，而是接班人的事。因为，他培养了那么多接班人，却都一一离他而去。但如果连革命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国民性”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让人如此闹心的问题呢？
办法，当然还是有的。造物主既然造了这人，岂能不给他们一条生路？
梁启超、鲁迅给古老、陈腐的旧中国所开出的方子，大都如同医生给人治病，哪儿痛治哪儿。毛主席不同，他是革命家，他要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可是，有点儿不幸，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发生过后，中国的“国民性”尽管不能说依然故我，可要说好了多少，也实在看不出。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民性”反而变得更加令人惊恐。这就怪了，也就不得不令我们深长思之了：为何文、武齐上，竟不能改变我们这“国民性”？
与鲁迅同时期的另一个文化巨人胡适，并不赞同鲁迅那种激烈的道德批判。胡适认为，道德的归道德，政治的归政治，试图以道德解决政治，是行不通的。只有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能塑造出好的“国民性”来。因为好的制度，能约束人性中的恶。
胡适这一思想的源头显然来自西方。而胡适与鲁迅思路的根本差别，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的差别。可惜，胡适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影响到毛泽东。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受了胡适这思想的影响，如果毛泽东的心与胡适是相通的，那么，新中国建立后，那些大大小小的革命就绝不可能发生。当然，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将会改写，中国的“国民性”大约也不至于落到这步天地。
历史没有假设这一说。胡适不仅没能与毛泽东的心相通，反而在改朝换代后，成了中共炮击的“美帝国主义走狗”。
1948年，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胡毅然决然地登机南行。在吴晗看来，胡适南飞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而胡南飞后多次对人讲过：“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将吴晗逮捕入狱。吴晗的养子、当时只有7岁的吴彰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1969年10月11日，吴晗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都说对方“走错了路”的两个人，究竟谁才是真正走错了路呢？
对胡适的批判，从1948年就开始了。我们只能说，胡适是极具眼光的人，尽管他落下个儿子在大陆。这个名叫胡思杜的胡适的儿子，虽与胡适划清了界线，甚至发了声明脱离了父子关系，仍未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在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一个被中共新政权视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人，无论他拥有怎样的智慧、眼光和思想，也不论他对中华文化有多大贡献，他都不可能有好的下场。
有人不禁要问：我们为何这么不待见，乃至于仇视胡适呢？难道就因为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倘使他留下了，他能活到1962年吗？他能比吴晗的命运好吗？
那么，是他的制度决定论惹谁不高兴了，还是胡适在什么场合说过我们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他说不好管个屁用？我们说好才叫好呢。你听：一首“社会主义好”的赞歌，歌声嘹亮，传遍四方——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我至今都不敢说，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制度该算是怎样的制度？至少在苏联、在东欧，不能算是好的制度。
难道一国的“国民性”与这个国家的制度有关？难道胡适的思想乃一正确思想？如果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为何我们要那么猛烈地批判他？批判他思想的荒诞？抑或毒草？妄图毒化我们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的批判是为了不让他的思想得逞，那似乎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能够完成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但现实略显残酷。以研究中国“国民性”小有成就的张宏杰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里写了一段有必要抄录在此的文字——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从鲁迅、柏杨到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或者“训练民众”，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闪念”，试图塑造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248页）
没错，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至今依旧鲜活地扎根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处，更扎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体

谷雨斋人 · 发表于 2016-6-27 13:10:53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

谷雨斋人 · 发表于 2016-6-27 13:11:16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从鲁迅、柏杨到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或者“训练民众”，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闪念”，试图塑造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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