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的感慨：诺贝尔奖“花落谁家”的一番热议

金平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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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年底，对于诺贝尔奖“花落谁家”，总要有一番热议。文学桂冠上熠熠耀眼的钻石，总是吸引着全球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人们的眼球。百年诺贝尔奖评奖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公正。但金无足赤事无十全，智者千虑，难免一失，也偶有“看走眼”，惹起微言非议之时。而且文学艺术向来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见仁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于是，对于诺奖评选中的台前幕后，对于一个作家获奖，是自身功力还是“功夫在诗外”，就有了众说纷纭。剖析获奖作家的“人本”，可能比评说他的“文本”，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及文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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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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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B: ^% p3 }( e5 ?- j    肖洛霍夫是苏维埃文学史上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他作为极具争议的一个作家，却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两个世界所共同认可。他是唯一一个既获列宁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 ,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在苏俄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1965年，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把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肖洛霍夫。与1958年诺贝尔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肖洛霍夫仅仅事隔七年后的这次获奖，却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和热捧。报纸刊物上几乎一个口径地说：“这是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大事件。”并且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七年前因把诺贝尔奖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时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攻击，改口说：“肖洛霍夫那有力的心灵已经照亮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获得了世界的公认。……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等等。面对当年所有苏维埃作家的共同生存境遇，肖洛霍夫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和智慧”：肖洛霍夫笔下的作品，既有属于主流文学的颂扬倾向，又有反映边缘文学的批判特征，处于主流文学和边缘文学的模糊地带。   肖洛霍夫采用了“打擦边球”“见了红灯绕着走”的生存策略和写作策略。他极善于对领袖察颜观色，得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代领导人对他的青睐，成为“三朝红”；他极善于对现状审时度势，在一个接一个针对文化领域的运动中，能有惊无险地“安全着陆”；他很能把握分寸，清楚什么时候该冒尖，什么时候该缩头；他很懂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什么时候该激昂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不语，什么时候说话可表现作家的个性棱角，什么时候说话必须王顾左右而言它；他深谙“石油换大米”的交换原则，以某种妥协得到出版的机会，以局部的牺牲获取关键的成功；肖洛霍夫以自己惊人的聪明才智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与作品中展现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心灵深处对人性的崇高敬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授奖词）截然不同，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坛的口碑不好，留下许多劣迹：肖洛霍夫攻击索尔仁尼琴说：“这是个疯子，不是作家，是个反苏的诽谤者。”当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国外发表，肖洛霍夫在一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上，公然指责索尔仁尼琴是“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并且通过秘密的途径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他指出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们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政者要对二位作家达尼哀尔和辛雅夫斯基（笔名阿尔夏克、杰尔茨）进行公开审判，理由是他们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了作品。这次公开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六十二名作家联名发表抗议信。许多人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而时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并且直言不讳地干脆要求“枪毙这两个败类”。这里真用得上曹植的一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肖洛霍夫扮演了一个为虎作伥的角色。对肖洛霍夫如此公开的卖身投靠，国外的媒体甚至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出：对于这种违背诺贝尔本意，丧失一个作家人格的获奖者，能不能向他追回诺贝尔奖金。
2 W# i! f& R& @; Q+ B  . . 与肖洛霍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58年获诺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当他终于摘取了皇冠上的钻石后，正如法国谚语所说，皇冠是荆冠。沉甸甸地压得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喘不过气来。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蜂涌而起予以热捧，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日瓦戈医生》一书的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日瓦戈医生》原本确实是一本“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但冷战时期这种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思维模式，硬是把帕斯捷尔纳克强行推上了政治舞台。西方的热捧等于给帕斯捷尔纳克帮了倒忙，使苏联当局大为恼火。1958年10月25日的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10月25日的苏联《文学报》上，也发表了《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一文，光从题目看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火药味。翻阅那一时期的国内报刊，也可管中窥豹，看到当年批判的声浪：如《文艺报》1958年第21期发表的《诺贝尔奖金是怎样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杜勒斯看中了〈日瓦戈医生〉》，《世界文学》1959年第1期刊出的《痈疽·宝贝——诺贝尔奖金为什么要送给帕斯捷尔纳克？》、《市侩、叛徒日瓦戈医生和他的“创造者”帕斯捷尔纳克》等。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以至帕斯捷尔纳克只得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致电瑞典科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反而使帕斯捷尔纳克因福获祸，他写下《诺贝尔奖》一诗，表达着自己内心的困惑与痛苦。在诗中有这样的字句：“我算完了，就象被围猎的野兽”，“我可倒底做了些什么坏事，我是杀人犯，还是无赖、泼皮？我仅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为我美好的家乡俄罗斯哭泣”。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获诺奖后不久，就身心憔悴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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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 d) c+ I) o% e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苏俄作家索尔仁尼琴命运也比帕斯捷尔纳克好不到哪去。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辞中说：“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他还在回忆录中强调了这一层意思：“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哈维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这就注定了索尔仁尼琴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于是，他的《古拉格群岛》《癌病房》成为给社会主义祖国脸上抹黑的反动作品。索尔仁尼琴为此自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传讯、逮捕、流放……就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索尔仁尼琴因担心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会“被利用来使我和祖国的土地隔离，直截了当地阻止我返回家园”，而放弃了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得最后仍不免落个被开除国籍流放国外的悲惨命运。
  .  1957年诺奖得主加缪，一贯主张“反抗”的态度。加缪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加缪成为反抗荒诞现实的一个典型形象。加缪在二战后对红色苏维埃的一片颂扬声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反叛者》一书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的革命都是从反抗开始，而以专制主义结束；革命是必要的，但要有一定的限度和法则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陷入过度的暴力；革命应该忠于它的起源反抗，即建立在适度、节制、博爱、平衡的新人道主义上。加缪在《反叛者》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破坏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反人性做法。对历史上层出不穷的“革命”之本质和“绝对自由”的价值误区作了尖锐的讽刺揭穿。为此，加缪与当年左倾亲苏的朋友萨特反目为仇。加缪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妥协地批判现实和不留情地反省自我树立了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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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 e; n: M  r7 j- A+ P7 _    萨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完全出于个人的意志而拒领诺奖的人。萨特生前不为资产阶级所喜欢，认为他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骂娘的人”。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萨特又被指斥：“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作辩护”，他发出的是“反动资产阶级临死前的悲呜”。萨特声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人学”，更被认为是“包藏着极大的祸心”。更为富有荒诞荒谬意味的是，上世纪冷战中对峙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都把萨特的作品用来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苏联拿萨特的《可尊敬的妓女》来攻击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而美国则拿萨特的《肮脏的手》来攻击苏联血腥专制的反人道主义。萨特的“舅舅不亲，姥姥不爱”，为意识形态对立的双方所利用又所排斥，倒是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他坚守自我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萨特说：“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萨特还说：“选择即自由。这是一个明朗得有点让人伤感的命题。因为我们看到：在选择背后，‘个人’支配的意识是如此稀薄。”这话深刻地表达了人在所谓自由选择的背后，是有着“生存”的局限及制约。萨特是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但他没有说过，人注定能获得自由。人生活在这个“荒谬”的人世间，除却名缰利索的羁绊，更要受到思维意识的局限。这些话大概正是对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所持的左倾立场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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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9 q( z- r, v0 w# `$ V    海明威给世人的印象无疑是一个“硬汉”形象。我们从海明威描写拳击手描写斗牛士的一系列作品中，看到了海明威身上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海明威一向把战场看作是展示英雄形象的舞台。海明威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几乎献出生命。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却以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写道：“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了生命的人也无须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但对战争的“痛定思痛”，使得海明威从英雄主义的激情中冷静下来。原来那种“燃烧的激情”，与后来创作的《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书中所表现出的惨痛的幻灭感、怆凉感形成了强烈反差。海明威不是个思想型的作家，他是跟着感觉走的人，以感性支配理性。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受伤后，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的崩溃。他感到自己过去抱持的价值观审美观都遭到颠覆。这种断裂和反差在他身上发生了强烈折射。他环顾周围，发现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战前那种陈旧而虚妄的价值观里。他感到迷惘，感到了觉醒后又无路可走的悲哀。海明威正是在情绪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写成《太阳照常升起》。该书描绘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崩溃”，描绘了“思想上丧失了指导目标的一代人”，描绘了“受时代、命运或勇气驱使而导致狂热的一代人”。海明威的传记作家卡洛斯·贝克把海明威的人生，概括为《迷惘者的一生》。正是对现实世界的“迷惘”，使得海明威在获得诺奖后却绝望地用猎枪打飞了自己的天灵盖，以自杀完成了塑造一个英雄人物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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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a( z0 ?/ h    川端康成是日本获诺奖第一人。川端康成在事业上取得了极大成功，一顶顶桂冠接踵而至：1944年获第六届菊池奖、1952年获艺术院奖、1954年获野间文艺奖、1961年获每日出版文化奖，几乎囊括了日本所有的国内奖项。1948年6月至1965年10月，担任日本笔会第4任会长。1953年被选为日本文学艺术最高的荣誉机关--艺术院的院士。1961年，日本政府为表彰他“以独自的样式和浓重的感情，描写了日本美的象征，完成了前人没有过的创造”，授予他最高的奖赏——第21届文化勋章。1959年5月，在法兰克福的第30届国际笔会上获歌德奖章。1960年8月，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艺术文化军官级勋章。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终于摘取了文学王冠上的钻石——诺贝尔文学奖。川端康成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庄严场合，在演讲词《我在美丽的日本》中，讲述得却是一休禅师两次企图自杀的情节。这一反常的举止，是否已经预告了某种死亡信息？其后的自杀，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有良知作家不懈追求完美境界的心理潜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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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z4 {( F    我正是选取诺奖百年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七位获奖作家的命运，作为剖析一种时代现象的切入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读者呈上一面洋为中用知往开来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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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开

剖析获奖作家的“人本”，可能比评说他的“文本”，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及文学史价值。

春暖花开

很高的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