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没听到记忆中难以忘怀的钟声了。 学生时代,每天与钟声相伴。放学回来,生产队长总会敲响催工的钟声。铛铛铛铛,催命似地,可苦了单手人的妇女了。既要刷锅洗碗,又要给孩子喂奶,还要应付饿跟狼嚎似的,一年才能养大的小肥猪。生产队长,官虽不大,权力可不小。手下有政治队长,水稻队长,棉花队长,还有会计,保管,记工员之类的“绿豆官”。印象中队长每天的职责,就是带人干活,撞钟也是最为勤快的事情之一。 生产队的钟,严格说来不能算做“钟”。它是一块铁轨截下的钢板。长约120公分,宽约8公分。上面钻了个眼,粗粗的铁丝穿进去,挂在庄上居住居中的地方—远房二伯父家的门前的一棵大树上。早先二伯父做过地下党,与国民党斗争很有骨气。解放后他的儿子考取上海一所大学,也是全队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就分配在那里工作,官至副厅。90年代,家乡抵沪打工的人找到他,着实解决了好多大番小事。这个钟挂在这里,兴许也是沾沾这个灵气。1978年联产计酬,接着1980年大包干,生产队长从此“下野”,此后这根铁轨做就的“钟”,不知去向。 读中学的时候,学校食堂门前,悬挂着一口大钟。钟声敲响的时候,声音传得很远,方圆10里开外都能听到。这口钟是炮弹壳做成的,长约100公分,直径约40公分。它是日寇犯我中华的铁证。那时候农村家庭,十之八九没有手表。闹钟是很稀罕的物品。学生时代的睡眠特别好,往往搁到头一觉到天亮。学校床铺紧张,凡离家五六里之内的学生,均不给住校。每晚8点放学,步跑回到家里,匆匆吃饭上床,第二天何时上学,时间的把握就有劳父母双亲操心了。除了星期天,父母亲都会及时提醒起床。但是也有过一次“意外”。那天父母大人为庄上人家帮忙,休息比较晚,我在朦胧中听到喊我起床上学。走出家门,直打寒颤,天上的一轮满月,发出冷冰冰的光,走了近20分钟,也没听到学校的“起身钟”敲响。到了学校,偏偏比我起早的还有2个学生,班主任不知什么时候被我们大声说话吵醒了,责问我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早,时间才刚刚过了3点。我们发觉学校的钟走对了,父母脑海里的“钟”超前了。可从此以后,我上学再也没起过那么早了。 时间永是流驶,钟声长鸣耳畔。双亲唤儿的声音依稀萦绕脑际,只是老人家再也看不见为儿的只言片语! |